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墒窃诠圃旆至押徒粽牌铡�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对立双方都无法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遂使这些论争重新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又使得统治集团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亦使的过去以礼义廉耻、忠孝气节的圣人之言来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道德准则随之崩溃……
“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朝堂风气亦愈益恶化，并终蜕化为两党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使的那些奸佞之徒趁机专权乱政，导致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文天祥听了小皇帝所言深以为是地道。
“熙宁变法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令朝令夕改，使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让朝廷权威大受损伤，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之时，朝廷诏令居然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终遭靖康之耻。陛下将我朝百年不振归咎于朋党之争不无道理。”谢枋得也点点头不得不承认陛下所言正确。
“是啊，熙宁变法遭到旧党反对，王介甫将旧党尽数赶出朝去，但是依然遭到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遂被罢相。后虽短暂复相，可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而随着神宗皇帝西行，高太后垂帘，司马光等人随即复相，其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随即新法一概废除，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而随着奸相蔡京入朝，朝堂之上再无君子！”谢翱叹口气言道。
“两党之争，让朝廷陷入极端混乱，奸佞当朝，误国误民，君子退出朝堂，实在是可叹可悲。而苏、王二人能在晚年握手言和，把酒赋诗，虽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但明心见性，足可见二人君子之风，可他们的悲壮也令人叹息！”赵昺也颇觉惋惜地道。
“陛下以为朋党之祸何以不绝，绵延百年仍在？”文天祥问道。
“朕也曾苦思，党争不除朝中永无宁日，虽然当前行朝经过大浪淘沙，余者多少忠贞义士，但党争之阴霾依然不散。我们仍需警惕，朕以为其中缘由不外有三。”赵昺想想言道。
“圣人早有言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想各位也熟知，但之所以至今为之不绝，无外乎权利二字。当年太祖立国之初其幕僚皆为北人，他们便以主人自居，联合起来排挤南人，以致立国之初五十年南人无一人官至宰相。他们狭隘的地域观念从而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再有我朝朋党之兴，虽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己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而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反而对朝野风气造成极为恶劣影响，严重干扰政务的正常运行和革新的顺利推进，进而演化成党派倾轧和恶斗。”
“另外官场恶斗使得一些士大夫心灰意冷，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往日的锐气。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群起效仿，亦步亦趋，失去进取心和正义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做官只是为了趋利。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都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造成了我朝文风极盛而士风日坏的弊病。”
“此外……此外……”
“陛下此外还有什么？”三人听小皇帝说的头头是道，不住的点头称是，可其突然犹豫不言了，文天祥急忙问道。
“……”赵昺沉默了片刻，这话还真不好说。按照礼制自己是不能言父过，臣不能言君过，而朋党之祸的起因说好听点儿正是由于仁宗的过度宽仁，说句大白话就是因为其又傻又窝囊造成的。
由于太祖定下的规矩，使士大夫阶层言事权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且历代皇帝也非常重视士大夫的言事权。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当的尊重，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士大夫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是平等的。
当然历史证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还需要士大夫自身的忠君意识来维系，所以在皇权有所削弱的同时士大夫则强化他们了自身的忠君意识。政治地位的提高也使士大夫阶层自信心爆棚，他们不过实际情况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因为观点和方式的不同，自己之间又产生冲突。
熙宁变革的失败，皇家同样有脱不开的责任。神宗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大事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当遇到困难和阻力时便开始退缩和妥协，而他的釜底抽薪等于将王安石及新党直接放到了火上烤，也等于将党争推向了高潮。当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迅速将新党全部驱出朝廷。而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外戚的利益及自己的好恶，如此将使大宋中兴的最后机会丧失。
另外一件让赵昺欲言又止的事情就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嗣君’的选择的话语权。泛泛而言士大夫的言事权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用人等多个方面，尤以嗣君为要。实际上能否参与商定嗣君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是宋朝士大夫是否已进入其国家权力核心的根本标志。
因而像嗣君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是绝不能袖手旁观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谁控制了嗣君权谁就控制了朝政，且历史上所说的宦官或外戚专权都正是因为握有嗣君权才得以实现。赵昺现在也正面临着这样一场危机，可以说这是他身上最后一根软肋……181
第７７８章 探究（）
“陛下，天色渐晚，咱们回航吧？”陈墩见小皇帝和其他三位都已醉眼朦胧，说话舌头都短了，几个人已然开始称兄道弟，而几上的菜已无，酒已冷，便上前道。
“好，我们回营，明日踏平鄂州城！”赵昺其实喝的并不多，只是有些话不能明说，所以借酒遮脸把话头岔开了，现在又正好借坡下驴，大喊道。
“回营、回营！明日臣随陛下踏平鄂州城。”陆秀夫振臂随着小皇帝高喊着，想起身却歪倒在一边。
“对，踏平鄂州城，臣等随陛下回京，谁若是敢对陛下不利，老臣拼掉这条老命也要护陛下周全！”谢枋得也跟着喊道，随后便趴在桌上不动了。
“陛下有命，臣在万里之外也定千里勤王，绝不会让他们到圣驾之前……”谢翱红着脸，喷着酒气道，可话未说完就扑倒半开的舷窗处吐了起来。
“好……”赵昺见状往身后一仰躺在榻上道，说实话这么多年头一次喝酒，还真有些晕。不过他的脑子还是很清醒，思路依然敏捷。
客观地说，对宋的大多数士大夫而言，争夺权利本身并不都心怀鬼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职务权的一种确认和定位。设置参知政事一职，与宰相分权，相互制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皇帝处于个人的目的，他不去明确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具体职责范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所以他们为了维护参知政事的行政权力，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都去讨好皇帝。
而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权，宋朝家法特别规定：不用宗室为宰相，至于外戚则皆不预事。这就保证了士大夫可以直接进入到国家权力的中枢，此外他们还能通过言事权对包括嗣君在内的所有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通过士大夫这个群体去影响或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正如当年章献太后临终前想让庄惠太后杨氏同议军国事，但由于士大夫的坚决反对，此事才最终告吹，其权也才终于回到了仁宗手中。
可见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宠，得以加官晋爵，施展宏图；另一方面，皇帝在士大夫的拥戴下得以血脉相承，一统江山，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与士大夫共天下”决策的基本动因。可在此时此刻赵昺不想将这个说出来，正是不想让文天祥等人以为自己有求于他们，因为他知道若是不能凭个人的能力摆平这件事，就永远会被士人们抓住小辫子，难以实现皇权独树，结束持续百余年的党争。
大宋朝的皇帝当然也不都是傻子，尤其是太祖赵匡胤这位开国之君，可以说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为大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其既然敢放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然也有制约之策，那就是——忠。在前世赵昺对于忠字知其意而不知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很模糊和笼统的概念，他相信很多现代人也与自己一样。
在这个时代，赵昺却对忠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他来看忠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愚忠，另一种是贤忠。
所为愚忠就是为臣者对于皇帝的任何行为不知审辩只是一味的顺从，就像倪亮和军中的一班将领。在理论形态上，愚忠采取了王天下的独夫形式，如班固所言：君者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但愚忠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荀子看来此种行为不应叫做忠，而应叫做谄。
与此相反，宋之士大夫的自以为忠君是贤忠，他们与跟皇帝的思想互动中，逐渐达成了共天下的通识，如为臣的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而为君的也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正是这种观念在政治、生活领域渗透，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关系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张度，而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