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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大明武将但凡出征，不但得通过朝廷层层审批，更得以文官或内宦为监军，武人地位一落千丈，已然远不及文官”
平江伯果然是“无聊”到“发疯”了——这样的话，他也敢这般肆无忌惮的拿出来说！
王睿偷偷的瞄了一眼平江伯，后者却行别过身去：“武人地位一落千丈，一日不如一日，这样的事儿，也是不怎么‘合理’的咧……”
！！！
“但凡是不合理的先帝成法，他都是想要改一改的”，“这样的事儿，也是不怎么‘合理’的咧”？
莫非，难道……
见王睿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儿，平江伯决定再行问他另一个问题：“前威宁伯王越，你当是知道的罢？”
王睿点了点头。
前威宁伯王越，字世昌，河北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弘治十一年卒，谥襄敏。他是弘治朝的“军神”——鞑靼瓦剌人称他为“金牌王”，只要在战场上一见着他的旗号，便调头就跑！
“弘治十年底，威宁伯于京师述职时，圣上垂询威宁伯可有良策强我朝武事，再复太祖、成祖雄风，威宁伯思虑良久，答曰：‘太祖、成祖尽皆尚武，亦是武人中之佼佼者；开平、中山二王尽是武人出身，却可独立领军作战；那时，朝堂山野之人，尽以北伐征战为荣’，圣上闻言，悚然动容，长叹无言……”
弘治皇帝想要改一改“武人地位一落千丈，一日不如一日”——这“不合理的先帝成法”，而威宁伯王越同他又“英雄所见略同”了？
王睿越来越明朗，平江伯的话语也越来越“浅显易懂”：“圣上同威宁伯确是都有改一改这‘不合理的先帝成法’的意图，可大臣们，却一直都不怎么愿意……”
王睿一愣，脱口而出：“大臣们，为何会不愿意？”
平江伯翻了记白眼：“你会愿意将吃进肚里的东西再行吐出来么？”
王千户大人又行大愣，却即告恍然：改太祖成法、百年祖制，实则是将文官集体百年以来所据有的武事权柄，再次归还于武人——这他娘的，文臣们当然不会愿意！
“圣上与前威宁伯的这番对话后传至百官之耳，以我朝大员之精明，岂能听不出这番对话的言外之意？”平江伯摇了摇头，显得大为遗憾，“自此之后，圣上与朝中大臣言及政事时，多有提及武人地位之事，以做试探，却被朝中大员以各种理由封堵回去。圣上亦知此举需从长计议，不宜轻动，故而又隐忍不发。
后内宦奸人李广自杀，恰逢威宁伯病重，朝中居心叵测者便开始传言威宁伯与李广有所勾结，以圣上英明，自是呲之以鼻。威宁伯闻朝中传言，虽不予理睬，但终究是忧郁有加，病情加重，终于病故，圣上得威宁伯死讯，大为悲恸，遂罢朝一日”
“圣上深知威宁伯病故缘由，之后对武人地位之事，更是讳莫如深，不再提及！”
第64章 弘治的“意思”（）
弘治朝的“李广”，同大汉朝的“飞将军李广”，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时候的李广是位大太监。他因为能作符录法术和祈祷祭祀蛊惑孝宗，于是得以行其奸弊，按照成化年间的旧例，假借诏旨授予自已传奉官。各地争着向他交送贿赂，他生前可谓“权倾朝野，纵恣无度”。
弘治十一年，李广劝弘治在万岁山上修建毓秀亭。亭子建成后，小公主夭折。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占卜的人说李广建毓秀亭事犯了岁忌，太皇太后恼怒地说道：“今天是李广如何如何，明天也是李广如何如何，果然招来祸事了。”李广因此惧罪自杀。
李广畏罪自杀后，弘治皇帝偶然间看见他的一个账本，上面记载的都是“某日，某文官或某武官赠米若干石”。弘治皇帝粗略一算，李广受赠的米竟不下千万石。他惊叹道：“李广家有几口人，能吃那么多米？他的家亦甚狭窄，何处能存放这么多米？”当得知这些白米黄米乃李广对受贿的黄金白银惯用的隐语时，弘治皇帝也吓了一大跳——按今天的计量标准，一石等于五十公斤，千万石黄金白银的受贿额，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震精”的数字……
威宁伯王越立朝近五十载，以文士而领武事，以战功而封爵，文治武功，一生彪炳。其人于朝堂呼风唤雨，于沙场纵横捭阖，声威响彻大漠。凶横的大漠骑士对他敬仰万分，尊其为“金牌王”。明军“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
这么一号彪悍人物，确是没有必要去“勾结”李广。
“你现在知道圣上的‘意思’了么？”平江伯突然幽幽荡荡的道。
王千户大人一愣，脑际灵光一闪，仿似捕捉到了一些东西，却又不能完全将其把握。
见他仍是一愣一愣的模样儿，平江伯没好气的道：“你蠢成这样儿了，做了锦衣卫，该怎么办案？”
……
“太祖时候的‘胡惟庸案’，你当是知道的罢？”
王睿心底一跳——牟指挥使曾向王花花提及了“胡惟庸案”，眼下平江伯又行提及，这“胡惟庸案”，莫非是另有所指？
“‘胡惟庸案’当是太祖皇帝一手炮制，你可知道他老人家炮制如此血案的真实目的所在？”平江伯，当是一个极其喜欢打哑谜的人。
朱元璋一手炮制“胡惟庸案”的真实目的？
王睿又行深思，终于豁然开朗：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朱元璋的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丝毫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宦官太监上呈与皇帝。从此中国再无宰相一职。
朱元璋要对付的并不是“胡惟庸”其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宰相”一职。
“我于北疆迎战火筛，可否看做是代表了大明武人、代表了大明的卫所军制，在迎战火筛？”
王睿的小心脏于这一瞬之间终行开始噗通乱跳：弘治皇帝的“意思”，平江伯确是早就已然同他“说”过了——平江伯初入诏狱，便向王花花与王睿普及了大明的军制常识，向他二人阐述了大明没落的卫所军制，并向他强调了一事——弘治皇帝对于这样的“现状”也是知道的！
弘治皇帝既是知道大明卫所军制的种种弊端，以他的雄才大略，又岂能任其继续存在发展下去？
而牟指挥使当初向王花花提及了“胡惟庸案”，并嘱咐他二人要“公正办理”平江伯一案，也是在向他二人暗示着弘治皇帝的“意思”：弘治皇帝要“办”的是导致平江伯“怯懦惧战”——“令诸军回避”的“卫所军制”，你俩要做的便是“公正办理”，只需证明平江伯并无“怯懦惧战”之罪即可！
王花花与王睿在接到平江伯一案的最初，由于“情报不足、信息量少，兼且这个‘暗示’又隐藏得太深”，是以，才对某指挥使产生了误解——只道他是在以“胡惟庸案”的“牵连甚广”，在暗示他二人不可疏忽大意。
若是证明平江伯并无“怯懦惧战”之罪，则势必证明导致其“令诸军回避”的客观实在性，亦即大明的卫所军制已然没落到惨不忍睹，严重影响到了大明军队战斗力的事实。
而牵扯出了大明“没落的卫所军制”的事实，才能给予弘治皇帝来“改一改这不合理的祖制成法”的一个合理借口与契机——平白无故的，突然说要改了“祖宗成法”，你有病吶！
弘治皇帝于前几日的早朝中，突然透露出了“平江伯貌似没有’‘怯懦惧战”之罪，莫非朕当真是错怪了他”——他这原来是在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大臣们的反应，没有超出弘治皇帝的预料——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认为平江伯不可能没有“怯懦惧战”之罪。
大臣们不是“愚蠢的易瓜瓜”，多年斗智斗勇的政治生涯，早就锻炼出了他们听风便是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超本领——若是承认弘治皇帝对平江伯的“错怪”，则给了弘治皇帝去证明“没落的卫所军制”不得不“改一改”的机会！
弘治皇帝静悄悄的将平江伯以“怯懦惧战”之嫌拿下诏狱，其真实目的，终于在这样一次毫不起眼的朝会中，引起了大臣们的警惕。
“百年祖制，先帝成法”，这不过是一句屁话，大臣们有大臣们的“考虑”——卫所军制，受害的只是底层士兵，以及由此带来的羸弱的军队战斗力，受益的却是世袭军官阶层，以及广大文臣们——由卫所军制所衍生出的文官监军制度。
卫所军分散驻扎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延万里的边防线上，在行动迅速、出没无常的蒙古骑兵的突袭下，仓促之间难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抵抗。再则，卫所军平时兵将分离，遇有战事“临时调拨”，“兵将不相习”，故在作战时将帅无法有效的发挥指挥职能。
为了应对与蒙元势力的长期战争，一种新的军事制度——总兵镇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总兵镇戍制度在战争实践中运用起来虽然卓有成效，但由于“九边”总兵官都统领数万乃至十数万人的大军，这就又带来了令一个棘手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做到既能驱策各镇大军为朝廷守边御敌，又不至于出现总兵大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于是乎，文官监军制度又应运而生了——这个制度的诞生以卫所军制为母体，而取得部分武人权柄的文臣，又反过来将武人地位压得有些“十分低下”了！
威宁伯在同弘治皇帝的“谈话”中，虽然看起来只是在说武人地位，实际则是将矛头指向了卫所军制，亦即卫所军制的“受益者”——世袭世袭军官阶层与文官集体。
弘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