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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这么疯狂、这么疯狂，红勘历年的规矩只准观众坐着观看演出，可是演出当天，所有的观众都站着和着音乐手舞足蹈，有的甚至站在椅子上，还把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砸坏，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哭喊着何永，窦维等人的名字，演出结束几天里，香江几乎所有报纸的连续三天都以头版来报道那次演出的盛况，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十三年过去了，当窦维站在舞台上，再度唱响这首《高级动物》的一瞬间，所有人又再一次陷入了疯狂。
魔岩三杰，这个早已逐渐被人淡忘的称谓，又再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继续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
《高级动物》之后，这场演出的大幕才算是正式拉开，一如当年一样，窦维，张储，何永三人轮番登台，现场的气氛也并非只用一个疯狂就足以形容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了他们的音乐之中，难以自拔。
窦维是位先锋的音乐家，这个词语放在他身上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也似乎会带去些贬义，而窦维就像他的《暮良文王》一样的淡然，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拒着这个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的社会。
所以他再一次唱响《黑色梦中》的时候，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只有唱腔，只有低沉的贝斯声，然后他从中脱开去，沧桑牵连不再有遗憾。
宋铮始终觉得那句&nbp；“最好闭上你的嘴”之后是有歌词的，只是窦维没有唱出来，闷哼了曲调之后“哦对，这样才算是。爱”，他想说什么，这是个谜，对于多年不曾唱歌的窦维来说，或许自己也都不再记得。
把唱腔淡化成一种乐器，融合到他所创造那种氛围之中，那是纯正的音乐，脱离了世俗，向着他所看到的那个高度，他把自己看到的，全部通过音乐来呈现。
张储是位诗人，这是宋铮一直以来的感觉，张储的高度远远凌驾于那些所谓的大师之上，只是一句“麦子还在向着太阳奋力生长”就使夏季跃然于眼前，那种温热，那种不屈。
张储的人生悲剧在于他的单纯与商业的恶毒，否则中国当代就会有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前一个是海子，他在山海关的铁轨间碾碎了所有的丑恶。
他不善于言谈，而他的诗句则充满力量，“有一种荒谬的感觉”，当年的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他的唱片红极一时，但他却从中找不到任何真实感，因为一切都是商业化泛起来的泡沫，越做，则越容易破碎。
他不适合在灯光下演出，面对着台下各种颜色的眼睛时他会拘束，现场的张储与中的截然不同，他的色泽，以及对唱腔的把握，只有封闭起来的空间里才会完全暴露出来，而正是这种腼腆，才让他的每次演出都成为不可替代的唯一。
如果说干净，那么张储绝对是这世上最干净的那一类人，无论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面近乎直白的描述，还是《造飞机的工厂里》对生活疯狂的架构，张储所带来的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对于这世界的困惑，和这世界的困惑。
如果说张储是一位诗人的话，那么何永便是战士了，他无愧于“朋克教父”这一称号，被封杀只是和谐社会开始运作的一个苗头，之后人们便看到了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件，而何永，早在《垃圾场》中所预言道：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当他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喊“有没有希望时”，一些人害怕了，就像鲁迅的投枪刺穿那一堵堵纸糊的城墙一般，现场的灯忽然被打得特别亮，音乐声停止，沉默是爆发。
还有那首《钟鼓楼》中，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多么讽刺！
“燕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何永这样说，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走，彻底地飞走飞远。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却难以拥有接下来的时代，他们像是94年映在脸上的灯光一般，过了，就熄灭了。
中国，终究不是摇滚的乐土。
中国摇滚比西方摇滚生得晚，死得早，其实，它到底有没有活过，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他们这些痴迷了半生的摇滚老炮儿都会觉得恍惚。
依稀还记得八十年代燕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就是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建。
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它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到《给你一点颜色》，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英雄，中国摇滚乐先行者崔建一路坚实地前进，以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才华，先知般觉悟和勇气，吼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的摇滚自那之后，也的确红火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短暂的辉煌过去之后，一切又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迅速被扫到了被批判的一方。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更有一些人对摇滚始终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摇滚喧嚣吵闹，声嘶力竭，说它的非主流。
那么所谓的主流又是什么？
许多歌手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一个个垃圾音乐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而偏偏还要强迫人们去做一名垃圾音乐的消费者，这难道不荒唐。
从摇滚音乐开始发展至今，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激烈地反对它，大张旗鼓地宣扬它的灰暗面。
摇滚音乐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激烈的吵闹声中，随之而来的伴生产物是什么？
性，毒品，暴力？
还离经叛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
他们大声地宣扬着，隐去摇滚音乐的一切，以及摇滚本身。
而他们自己呢？
接受过中庸保守的传统教育，然后被其束缚一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人没有像“老美”那样坦然的心理去摇滚着接受时代的变革。
时代变革在国人的心中是片阴影，而被传统文化磨灭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
摇滚人的创作，包容着尖锐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思想，它的歌词的社会关注性，大胆直率的批判性，愤怒叛逆的忧患意识，使道貌岸然的偏见者们出着虚汗。
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旧文化的辉煌离去已远，而新文化的蜕变时代还没到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光怪陆离的思想和大众文化不正常的取向。
于是所有人在茫然中沉默着，而摇滚音乐作为新锐的音乐元素，期盼在沉默中爆发出来。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变迁中，越来越被抛弃到无所依无所助的孤独状态，物质生活无法掩饰人们失去灵魂的苦闷，也承受着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空虚寂寞，所以，人们需要摇滚这个体现内心真实状态的东西。
真正的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摇滚乐又是真实的，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谈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中国，摇滚乐却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
回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
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更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
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
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
那么，什么方式才是对的？
当然就是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
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
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
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
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大众最不能接受的。
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