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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陈胜在起义前，陈胜动员他的亲密战友吴广的时候说：“如今逃亡也是死，举行大计也是死，同样的死，死国可乎？（等死，死国可乎？）”
请问一下诸位，这个“国”是哪个国？是秦朝吗，显然不可能是。这个“国”是楚国！
也就是说，陈胜起义重点的初衷很大在于回复到分封体系，而主旨不在于反地主政权和反地主剥削，具体表现就是复立楚国。他随后又喊出的政治口号“大楚兴、陈胜王”也加强证实了这一点（当然这中间还搀杂了复国后的求分封为王的个人目的）。
刚才，三老豪杰说：“陈胜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也是把陈胜的功劳认定为为楚国复国。而没有说陈胜代表农民反抗地主政权，功宜为王。张耳陈余刚才说：“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这里说得很清楚，秦的第一罪状是灭了六国，断了六国的社稷，绝了六国的后，结束了分封体系，第二才是剥削严重。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的所有人，都是把复国当做了该运动的第一要事，并且依照这个基点设计未来的走向。这场运动，主旨不是在于农民反抗地主政权，明矣！
如果你说，这些都是三老、豪杰和张耳、陈余他们说的，不是陈胜的观点，陈胜是要作为农民来起义反抗地主政权的剥削的。呵呵，我认为陈胜是不能从中摘出去的，因为他召集了与这帮三老豪杰的会议，并且全盘接受了这个会议的决策！
而且陈胜早就说了“大楚兴”、“等死，死国可乎”、“王侯将相”等话，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是指向于复国（于公）和求分封（于私，但也是建立在复国的基础上）的，对于农民利益则似乎从来没提过。他讨论下一步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会议，是召集了陈城所有的官吏豪杰们来开的，而不是召集别人。并且会议上，陈胜完全接受了这些官吏豪杰的意见。则我们可以认为，陈胜的角色和身份属性是完全融于官吏豪杰之中的，他是代表了这些官吏豪杰地主的利益的。并且我们认为，这些与会的官吏豪杰也就随后纳入了他的领导核心团队（陈胜后面的分派张耳、陈余等人为将也证明了这一点）。
则陈胜的阶层身份属性是什么，是为了什么阶层而奋斗，这次运动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这次会议，已经大致可以判定了。
陈胜与这些三老（属于官吏）、豪杰商议复国和称王的事情，说明他的领导团队的核心是这些官吏和豪杰，他是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政治利益的，并且执行了与这些人达成的政治主张的（复国）！而这个政治主张并不是为解放农民服务的。
所谓“豪杰”，也叫豪强，在历朝历代都有，不论在京城还是郡县，他们都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有财有势，互相联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很多时候政府都不敢过问。
陈胜召集陈城里的三老豪杰都来议事（既有政府的官吏，又有民间的豪强，是所有社会上的中层精英力量了），商量建立政权、称王和未来发展的事情，并且落实了会议决定，说明他的政权是官吏、豪杰、地主的政权。
现代学者们一般是这个意思，秦末起义既然是农民起义，而且又胜利了，自然最后结局应该是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似乎结局又不是农民政权。于是只好这样解释：农民起义，最后被刘邦和六国贵族这种地主篡夺了，于是建立了地主政权的汉朝。
其实，从陈胜开始，就是开始建立地主的新政权的。这从陈城会议可以看出来。从起义前和起义中陈胜的话和口号中，也可以看出。
一句话，什么都不说，光看陈胜在陈城的会议的与会人员和会议决策内容，它就不是农民起义。他的“张楚”政权，是官吏、豪杰、地主的政权。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官吏、豪杰、地主；会议讨论的，是六国地主政权对秦政权的替代，是六国地主政权的恢复——复国。
下面我们说说复国的事情。
我们说，战国六雄时代的诸侯王族们，并不是因为有“桀纣之行”而亡国。六国贵族的暴虐程度不及纣王，秦国是靠打胜仗才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并非他们的人民要掉转枪头归服秦国。随着六国的灭亡，分封体系结束了，皇权专制时代开始了。
但分封制的存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们并不情愿向皇权专制转型，特别是在转型以后，秦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得人们没有从皇权专制中获得什么好处，于是以城邑豪杰、少年、平民、官吏为主导的多阶层联合行动，试图回复分封体系的运动就开始了。这是一场广泛阶层参与的社会运动，城邑平民、豪杰、士兵在里边扮演的巨大的主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给例证），而农民遭受地主剥削进行反抗，并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性质和动作，而且单单这个因素也不足以导致推翻秦帝国。
我们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不如说是一场人民起义回复六国和亡秦运动，是从前秦的统一战争的一种延续形式，当然是以反弹的形式延续的，而所谓农民推翻地主的政权和压迫，在这里面是从属的性质，甚至连从属的地位都不到。
在这种背景下，复立楚国而且推陈胜为楚王，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而不是解决农民问题，剥削和土地的问题，和建立农民政权——根本没涉及这个话题。会议上的唯一争论是到底应该谁来当楚王。
既然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是回复六国并立体系，那陈胜领导的运动要想走向成功，必须严格纳入这一轨道，所以张耳、陈余也才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复立六国之后的行动主张。
但是，陈胜当初在“大楚兴”之后又提出“陈胜王”，这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矛盾心理。他政治上想复兴楚国或者六国，但是他个人私欲上又希望新的楚国是他陈胜为王。后者无论如何是会削弱他前面的复立楚国（六国）的政治口号的。这是一个有所矛盾的口号。
而张耳、陈余的建议，并不是反对陈胜获得个人欲望的实现，只是建议他要选对时机。张耳、陈余的意思是说，现在您赶紧派人到六国之地，复立六国之后，包括复立楚国之后，这样，六国都起来了，他们必然吸引了大量的秦朝的火力，然后您就领着楚军，乘虚直入咸阳（有六国顶着呢，您不会遇到太大抵抗），一举占领咸阳和关中。您控制了秦国本土的地盘，您有了实力，同时您复立六国之后又有了德。有德有实力，以令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必然推举您为帝——皇帝（陈皇帝）！
如果你现在就急着称王，给天下人看见你只是谋求实现自己当王的私欲，就不会有人过来帮你了，天下就解散了，上述说的大好局面和计划就泡汤了。
张耳、陈余发言完毕，陈胜陷入了一种矛盾。
他在想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也许他会作如下权衡：张耳、陈余建议的封六国诸侯之后的事，固然好，有利于反秦大势的形成，最终自己在里面捷足先登，甚至当了帝。当时，如果捷足先登了入咸阳的是别人了呢，不是我了呢？那不弄巧成拙了吗？
这就好像董事会，六个董事，加上陈胜，都要争董事长的位置，谁能保证陈胜不被打下去呢？
虽然董事多了力量大，但是董事多了，互相掐得也凶啊。而自己单独注册公司呢，当“独一董事”，那固然好，但这样自己就是独立奋斗了，不可能笼络号召各地诸侯了，不容易实现亡秦了。他的公司还会跟六国贵族的公司以及其他匹夫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把本可仰仗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
陈胜思前想后，不知道怎么办好。
其实张耳、陈余的话，都是高屋建瓴、字字珠玑，不愧为知晓当时形势的大贤！
当时陈胜最终决定还是自己当王！
陈胜真有勇气啊！
陈胜一定程度地抛弃了自己“大楚兴”的为公的口号，而只去追求“陈胜王”的个人的私的目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公司只存活了六个月就被纳斯达克摘牌儿了！
陈胜的速亡，并非单单源自于军事指挥能力有限，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偏离了当时的形势。复立六国——不管这是不是符合历史进展的潮流，但它是当时社会多阶层的民心所望，是公义，为公义而奋斗（哪怕你是含着私欲的，但你在行为上能让人感到你是为了公义）就容易成功，陈胜脱离了这个政治方向，而变成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单干户。
更严重的是，陈胜后来反倒杀掉了楚王贵族之后——当部将葛婴把这位贵族之后立为楚王的时候，这就实际上背离了他“大楚兴”的口号，而只剩下“陈胜王”了。而他所说的“等死，死国可乎”为楚国而死的豪言壮语，也一同被粉碎了，只剩下追逐自己王侯将相的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曾经提出的政治口号——而这个政治口号最可惜的恰恰正是最体现了当时社会运动的宗旨和方向的。他的“公”心已经无法让人信服了，人们看见的只是他追逐个人成就的私欲。人们遂纷纷解去。
再加上他不信任和团结下属将领，等到陈胜遭受章邯攻击时，诸将和各路诸侯都袖手旁观，直到他被打死，也不去救他。正印证了张耳、陈余的话：“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天下终于“解”了！
陈胜做出这一决策，大概也并不奇怪，记得他少年时，因为境遇不顺，在农田种地，就一下子怅恨久之，而发出“苟富贵”的狠话和“鸿鹄之志”的豪言。那种落落寡欢的神情和阴远的眼神以及对抱负的接近恨意的偏执，是他失去朋友的帮助而众叛亲离的原因。
一些学者分析陈胜失败的原因，只说他受章邯攻击时，各路诸侯都不来支持他，于是就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各路诸侯身上，说他们没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