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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势力，所谓“强宗豪右”，是一种社会上很有能量的家族。后来汉代统治者在严厉打击豪族的同时，又注重改造和吸收他们进入官僚队伍。但是秦时代似乎只是打击，司马迁说“豪杰”，就是杀豪杰。陈余也说这些豪杰与秦朝之间，有着父兄血仇。这或者是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杀了他们的父兄，或者是在秦帝国建立以后的政策所致。其实秦政府当初悬赏购拿张耳、陈余，就是杀豪杰政策的一个案例（杀豪杰可以避免他们向下兼并土地，向上威胁君权，所以历代在豪杰或者豪强发展比较可观的时候，都要进行铲除。当然铲除的办法不一定是杀，刘邦曾经把大量豪杰家族移民到关中，这样既加强了控制，又剥离了原土地财产。总之豪杰或豪强是一个既需要依赖又很危险的阶层，他们势力强大，有人有势）。
陈余于是拿着委任状微服找到他们，陈说利害：“秦国的乱政和酷虐的刑罚，已经残贼天下数十年了。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搞得海内骚动，百姓罢敝。如今陈王胜奋臂为天下倡始，楚国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战，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城里的豪杰杀其县令县丞，郡治里的父老豪杰杀其郡守郡尉。英奇奋于纵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当此之时，你们不想想成就未来封侯之业的，同时报自己的父兄之仇，真不是人中豪杰啊！”
我们说，赵国人性情卞急、直悍，好气而轻于发作，如果确实秦王朝对他们是杀豪杰的政策，欠下了他们的父兄血仇，那这些人的反秦是毫无犹豫的了。而且陈余从建功立业（类似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跟他陈余的观念没有区别啊）的角度来激励他们，纷纷觉得确实有理，而且又是从前一贯给陈余顶帖的，信任陈余，于是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资源和人力，支持陈余。
于是，陈余走了不到半圈，就从这些豪杰处收得了兵卒数万人。他喜气洋洋地回来向武臣、张耳报到。
武臣大喜，赶紧用这数万人加上自带的三千楚卒，进攻赵国城池。数万人攻一个城，算是以众击寡，一番血战，不到一两个月，就下赵十城。但是，陈余的能量和社会关系基本上就用光了，其他的数十座赵国城池，都据城防守，死活不向武臣军屈服。
陈余区区一人，能调动数万大兵，取列城十个，若非赶上乱世，英雄乘势而起，他这些资源也就没用了。他恐怕也只能老死牖下，辱于里吏人之手了。
乘势而起的还有纵横家。
纵横家是战国时代的一种特有的群体，以苏秦为巨子。现在，范阳县的蒯（念kuai）通，就也是一个纵横家。他去见范阳（今河北省徐水县）太守。范阳县令也是个左派分子，替秦国人办事特别卖力气，因为要修项目而大力征敛，征敛任务完不成的时候，就用苛法峻刑相随，修理老百姓无数。
蒯通对他深施一礼，然后说：“我听说您要死了，特意先来吊问你！”
纵横家都是这么先声夺人的。范阳令大怒，不待发作，蒯通又说：“值得庆幸的是你遇上我蒯通了。”
范阳令不解，蒯通说：“秦朝的法令和任务素来严重，足下担任范阳县令十年了，其中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从这个十年角度来算，则秦始皇后期，刑罚已经严酷了）。然而慈父孝子谁也不敢把刀子捅到你的肚子里，原因是畏惧秦朝的政府。现在天下大乱，秦国的政法已经瘫痪，那么慈父孝子为了报仇，要把刀子捅到您的肚子里以便成名的，何可胜计。所以我特来吊问您啊。”
范阳令傻眼了。
蒯通说：“如今六国诸侯都已经反秦，武臣将军大兵将至，你一意孤行坚守范阳，城中少年都争着要杀您（又是“少年”），持您的人头开城投奔武臣将军。您赶紧派遣我出去见武臣，我可保你转祸为福，就在今天啦！”
范阳令自始至终，一句话说不出来。他的神情由怒转疑转惊转哀转怯，最后只冒出一句：“先生，先生确实要出去救我啊！”
蒯通蔑然一笑，这个自然，你给我准备好介绍信和礼物好了。
于是，蒯通摇摇晃晃带着介绍信和俩跟班，作为范阳令的代表去武臣军里了。对武臣等人陈述道：“我看足下的方针，是必须战胜然后得地，进攻然后得城，臣窃以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如果你听我的话，可以不攻而得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定千里，你有没有兴趣啊？”
武臣一下子也哑巴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蒯通说：“现在我们范阳令，遭到你们的贵军进攻，正常反应他应该是整顿士卒，守城鏖战，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僚，胆怯怕死，一旦打败了，他的富贵和脑袋都没了。所以以我来看，他这样的官僚，都是愿意投降的。但是他又怕您认为他是秦朝所设置的官吏，把他杀了。事实上，你们前面攻下的十座城池，守城的秦置官吏都被你们诛杀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城中少年都在活动，准备刺杀范阳令，然后据城以抵抗您（这里却与对范阳令的说法不同，正是纵横家的变通之处）。当下之际，您何不拜范阳令为侯，送给他一封侯印，范阳令不死而得封侯，然后献城归降。这样，因为他成了你所置的官吏了，有您给他撑腰，少年也不敢再杀他。他的前途和生命有了保障，然后让他乘坐朱轮华轴之车，驱驰于燕赵大地，给您打打广告。燕赵诸城可以不战而降。”
我们说，蒯通使用的还是纵横家的势力互相牵制的思想，如果把武臣军视为一个强国，少年视为次一强国，范阳令是一国，这就是多国间的制衡的思路。纵横家就是利用多种势力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谋求自己的目标的达成。
武臣、张耳、陈余等人都觉得这个办法没风险，不妨一试。于是蒯通拿着委任书和侯印，回去找眼泪汪汪的范阳令去了。范阳令内有少年逼迫，外有大兵压境，向前一步可得封侯富贵，向后一步刀子进肚，那也没有犹豫了，出城投降。
赵地的很多城池的第一把手，也不愿意卖命为秦国守城，被内外形势逼迫，都觉得投降好，但是又怕投降就失去了富贵和头颅。不久，他们看见范阳令已经封了侯了，乘着红轮子的富丽堂皇的车子，在各城池边上来回溜达，一想，哦，原来投降可以不死啊，于是不战而降者有三十余城。可谓传檄而定千里，赵国大部归了武臣。
武臣夺得赵地的经过，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
陈余，先是动员赵地豪杰，得兵数万，攻得十城，随后通过类似范阳令这种（外有大兵压迫，内有少年威逼），于是三十余城迫于形势而投降，武臣遂尽得赵国之地，然后自封赵王。赵国遂复国了。
这个攻略赵国的过程，是当时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中关键的运动力量有两个：第一，豪杰，他们由于被秦政府的迫害，以及出于封侯和得富贵的目的，动员自己的力量起来，主动拉起光复赵国的进程；第二，城内少年和受秦法迫害的慈父孝子，从城内攻击秦的官吏（范阳只是一个欲杀县令的例子，其他地方，则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刑不是攻城杀，而是刑杀，刺杀）。
可见，农民并不是该运动中的主动者，武臣得赵地千里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在于农民，而是豪杰与城邑少年父老。
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赵国，田儋略定齐国，周市略定中原魏国，葛婴、项梁等很多人略定楚国，韩广略定燕国，他们短时间内的成功，都是出于武臣略定赵国这个大致模式。
我们认为，秦末人民运动的主体，从主要各级领导者，要相应和发挥关键作用者，以及士卒层面的追随者，都主要是城邑范围内的民众，它是一场城邑平民的武装复国与反抗秦皇权专制的运动。
那时候的社会形式跟后来的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先秦时代，商业发达，城邑的人口和城邑可征兵的数量在先秦是很庞大的，临淄一城足以征发二十万士卒。而在春秋时代，打仗的更全是国人（城邑平民）。秦汉之际的当时中国四五百个城邑（按县城数量算），总量足以征发出八十万以上的士卒，足够满足秦汉之际的义军总量五六十万。而且，义军人数的增长都是呈现几千几千的递增特点，三四千是最常见的，这也正是城邑征兵的特点。
也就是说，陈余说服那些豪杰，得到的数万人，作为拿下赵国的首发力量，未必这数万人是农民，完全也可以由很多城邑平民构成。而随后，攻克列城或者列城投降，从而又收得的兵卒，也未必是来自农民，也完全可能很多是城邑平民征发出来的守城士兵。
即便这数万人中有农民，也并不能改变这场运动的性质，它仍然不是以农民反抗地主剥削作为主要性质的，因为这些“农民”是在豪杰、地主带领下起事，而不是这些农民起义来进攻这些豪杰、地主及其背后的官吏。
最后说一下赵国的各郡县大吏，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地区的郡县大吏。
他们一般是四个结局：一是主动起义，像鄱阳县令，沛县县令，会稽郡守——当然后两者未遂，被豪杰官吏杀了，二是不相应起义，或者来不及相应起义，被“少年”、父老们杀了。第三就好是像这里的范阳令这样，投降起义的诸侯军，第四，就是坚守不降，忠于秦朝，譬如刘邦项羽屠城阳，大约就是因为城阳长官宁死不降了。
但是，从义军蔓延速度甚快来看，第四种抵抗的，应该居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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