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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尊重史实的表现。
但张鹤龄这番话中没提太祖册立“皇太孙”，却说太祖以遗诏传位太宗，说及太祖所提皇位传承之“兄终弟及”，却选择性忽略了太子朱标的二弟和三弟，也就是当时的秦王和晋王。
这也是历来朱棣合法继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太祖朱元璋是觉得这个四儿子有本事，但基本的祖制在，而大明朝以前可没有后来清朝以遗诏选贤而废长立幼的传统，就算“兄终弟及”，也应该传位给秦王和晋王，而非燕王。
沈溪听了张鹤龄这番话，心里有些犯怵。
张鹤龄没有按照他昨日所写的内容来说，看来寿宁侯府的门客给他仔细分析过利弊，认为把事情提得太过明显，容易被弘治皇帝和百官抓到把柄，所以才给他整理出这么一份不伦不类的说辞。
这样一来，张鹤龄说完后，在场的文武大臣连连摇头。
无论是支持恢复建文年号的人，还是不支持的，都觉得张鹤龄的话不可取。
朱祐樘听完后，脸色阴沉得可怕，显然小舅子的话并不符合他的心意，朱祐樘抬头环视在场大臣，问道：“众卿家，寿宁侯所言可属实？”
这问题可就不好回答了！
张鹤龄明显是胡说八道，但公开站出来反驳，就代表要将其中不合史实的部分给挑出来，违背了大明自太宗已降历代皇帝定下的基调，很容易招惹祸端，而且这么直接否认寿宁侯，令其颜面无存，也容易遭到外戚的记恨报复。
一干朝臣，就连那些素来以正直著称的翰林学士，也没谁敢站出来驳斥，当然也没人予以肯定。
沈溪一看这状况……有些冷场啊！
当然若继续冷下去或许是好事，弘治皇帝可能会将奏本搁置，不再深究探讨，那自己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也在小声嘀咕：“谁如此不识相，进呈这般奏本？莫不是我翰林院中人？”
王瓒拉了他一把，朱希周这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问题其实是肯定的，上奏本的明显是修《大明会典》之人，而这项任务一向都是翰林院负责。
但朱希周的抱怨并不是针对同僚，而是针对“上官”，在朱希周以及翰林院这些官员看来，这种涉及皇嗣正统的奏本，不是一般官员敢提出来，谢迁有意没宣读是谁上呈，很显然是有意“包庇”此人，免得他招致舆论攻击。
而这份奏本中用词和呈句的老辣，远非一般翰林能及，整篇都在说建文旧事，却没参杂一丝一毫主观看法，更无任何建议，所提所请听起来都合情合理，其实却是在为弘治皇帝出难题。
若是平时，这种给皇帝出难题的奏本，根本就是自找麻烦，要么为皇帝下旨训斥，要么留中不发。
但今天弘治皇帝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将这个问题拿到经筵上来探讨，自然希望这奏本中的问题越深刻越好，只有如此才有让群臣议论的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写奏本的人深谙为臣之道，知道什么时候奏何等奏本。
翰林院中人，以及在场大臣都在猜测这奏本是由谁所呈奏，见刘健、李东阳等人正襟危坐，料想能写出这份奏本的人不超过六人，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王鏊、吴宽、徐琼。
前三人自不用说，都是内阁大学士，与弘治皇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向来是“同气连枝”。
王鏊是翰林学士，如今掌翰林院事，在《大明会典》副总裁官程敏政下狱、谢迁无暇兼顾修书时，《大明会典》修稿的最后审核将在他这里完成，以其学问和为官经验，这奏本倒是很像他的风格。
第五人吴宽是詹事府詹事，去年刚丁忧归来，入东阁教太子读书，如今又掌诰敕，是未来七卿的不二人选。
本来以徐琼如今尴尬的身份，别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但他既作为弘治皇帝的“连襟”，弘治皇帝一向有什么大礼和大统问题都会主动找他商谈，若弘治皇帝真的有意要找人上奏，也有可能会择人代拟，再由礼部尚书进呈，算是合情合理。
此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份老辣到滴水不漏的奏本，居然出自朝中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史官修撰沈溪之手。
人群中的聒噪声很快平息，整个大殿内恢复了安静。
朱祐樘道：“朕继位以来，所修之典籍，不过《宪宗实录》与《会典》两部，朕常思己过，要以史为鉴，令百姓安康富足……《会典》修撰之事，出现偏差，朕几日来心绪不宁，诸位卿家以为何？”
礼部尚书徐琼从人群中走出来，行礼道：“回陛下，臣以为旧朝之所行法典，既已废止，当不必记录于典籍之册，太祖之旧制，乃为大明立国之根本，太宗皇帝所行，乃承《皇明祖训》，是为大明法典之正朔，不容违背。请陛下将此上书者治罪，以正视听。”
在别人都没发表意见前，徐琼先跳出来奠定一个反对基调，提出要治上奏之人的罪责。
治罪尚属其次，其实徐琼是主动跟群臣表明：上奏的这个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接受皇帝任何授意，我自己也很反对这件事，必须要站出来维护太宗皇帝皇位的合法性。
沈溪听了这番话，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徐琼的侧重点不在于其提出的要治自己的罪，而是前半段，要说徐琼跟张鹤龄的基调基本相同，都否认太宗是篡位的事实……或许张鹤龄今日的发言，便是跟徐琼商议后的结果。
沈溪稍微有些不解：“徐琼或者老成持重，不太喜欢迎合上意，可张氏兄弟简直是弘治皇帝的应声虫，如今弘治皇帝明显有恢复建文年号的打算，别人反对也就罢了，张鹤龄跳出来反对是为哪般？”
朱祐樘听到这番劝诫的话，大有事情到此为止之意，但他还是有些不死心。
定法统之事，皇帝既然开了金口就不好收场，不然会影响天子的声望，但本身朱祐樘又是个优柔寡断之人，非常注重别人的意见，听徐琼上奏如此诚恳，而别人又没提出反对意见，照他以往的习惯，很容易点头便应了。
就在场面略显凝滞之时，一向老成持重的马文升突然问了一句：“五代皇帝少有贤明者，那《五代史》就不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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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七五章 李公断，墙头草（）
马文升是兵部尚书，又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可谓一言九鼎，他看不惯徐琼这种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就将徐琼呛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徐琼的意思，明朝历史上消失四年的典籍是违背太祖所制定的国策，根本就没任何参考价值，所以将其定性为糟粕，大可以将之舍弃，要修《大明会典》，所列典章制度直接从太祖朝跳到太宗朝就可。
马文升便针锋相对，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国中少有贤明的皇帝，那根据你的观点要舍糟粕，这段历史就不用修了？
历史是用来记录的，既然要修《大明会典》，就要将大明朝开国以来所有典章制度都记录下来，而不能因为一些典章系政治斗争遭到废止就刻意不提，否则这《大明会典》就是一部“秽史”，为后世史学家所耻笑。
徐琼和马文升同属老臣，在朝堂下私交还算不错，此时马文升这么咄咄逼人，令徐琼颜面无存，当即黑着脸一语不发。
焦芳站出来为徐琼辩解：“马尚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算要修，恐怕也不好修吧？靖难之后，时典籍多废止而遭焚毁，如今连翰林院中都无存档，若要修撰，必会延长《会典》成书之期，令《会典》失色，更不可取。”
马文升到底气量大，含笑眯眼打量对面的焦芳，没有说话，但目光已清楚说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你还没修呢，怎知道不好修？亦或者是你怕因为修这段历史典章制度产生一系列政治问题，才在这里混淆视听？
因为马文升出面，令问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也令文华殿内的火药味渐浓。
朱？樘见场面僵持下来，便有休经筵之意，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若就这么无果而终，有些说不过去。
好在旁边有会察言观色的大臣，代表人物便是李东阳。
李东阳见弘治皇帝神色犹豫，以他对天子的了解，当即起身出来行礼道：“陛下，臣认为既要修《会典》，又不能令史料有所错漏，不妨令翰林院先行修撰洪武末年典籍，是否可行，待其整理完毕后再行朝议。”
李东阳被称为“李公断”，是因他在一些不决之事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