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豪与美好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极度的无助与无奈，这种心情比我被俘在苏联时还要糟糕难受。我想不通：我为国家做了我该做的一切，负了这多伤，受了这多苦，为什么还不被人相信和理解。我真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被苏军俘虏的战俘。那个被红卫兵批斗的瘦老头和那个无人过问的王老头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我的命运就是他们命运的翻版。
晚饭时，食堂给我送了清炖老母鸡，说这是徐副司令员专门叮咛他们给我做的。可是，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真想把这锅汤给倒了。我说我不爱吃鸡肉，让厨师把鸡端走。可是，厨师说这是徐副司令员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别人不能随便享受。”
第十一章 忍辱负重（）
第十一章：忍辱负重
“我到塔城军分区开证明时，塔城军分区的首长考虑到人言可畏，建议我离开那个让我感到羞辱的农村，到县城里工作，并准备把我安置在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急着要向乡亲们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所以，我回绝了军分区首长们的建议，毅然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慈圣公社孔庄村。
妻子和家人都埋怨我不该回绝军分区的好意，因为当工人总比当农民要好得多，一旦当了工人，在县城里工作，也就从此脱离了世代为农的辛劳与贫困。但家人的埋怨并没有让我感到后悔。我想别人都怕当农民，我就不怕。当农民咋了？不就是辛苦一些，贫穷一些？可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穷苦吗？
我开始埋头劳动，虽然我身上有伤，遇到阴天冷天就会隐隐发痛，但是，生产队里的重活和累活有啥我干啥。每当感到苦感到累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战斗时在负伤时的情景，想起那些和我一起的战友们长眠于世的悲痛。于是，再苦再累的活都感觉不再算啥。
我是村里最早开始出来做生意的，那时还是七十年代，****还未结束，做生意被称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投机倒把’，是要抓起来批斗的。可村里人知道我是伤残军人，也不管我。我卖过铝锅，挑着担子走街穿巷，足迹遍及城乡，一天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可是，那时，人们都穷，买一个铝锅，修修补补能用一二十年，所以，我的生意并不好，跑上一天，也挣不来多少钱。
我就开始贩牛卖马。牛马是农村人耕种和交通的工具，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私人一般都没有牛和马。每个生产队里也都有专人管理着牛马，所以，这种生意更是不好做。没干多久，我就干不下去了。接着，我又开始养鱼，可我并不懂得养鱼的知识，只是觉得养鱼能赚钱就大着胆子干。结果，还是啥钱都没挣到。我还干过烧砖，可是那时人们还都很穷，一间破房能住几十年，就是年轻人结婚也很少有人盖新房。所以，我烧的砖也没有多少人要。那时市场还没有开放，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私人从事做生意和做买卖，即使你偷偷做生意，生意也不会好。因为市场对私人做生意打击得很厉害。所以，瞎忙活了一整，还是两手空空。
一次，妻子生病，医院给抓了几副中药，可是，家里没有熬中药的药罐。我来到公社街上的杂货铺，看到一个药罐，一问要一元钱一个，可是，我身上才只有几角钱。没办法，我只得回到村里去借钱。那段日子真是很难过，整天发愁，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最后，我就啥都不干了，老老实实地回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这种日子富不起来，但总算饿不死。只要人家能过得去，我们家也能跟着过得去。
“回到了家里，远离了军营和部队，远离了战场和战友，虽说在部队里的事情我是“从来不说，一说心酸”，但往事却常常在梦中浮现。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些死去的战友，其中尹清启和李连祥是我怀念最深的两个人。我和他俩的关系最好，几乎天天形影不离。每想到他们，我就忍不住地流泪，为此，我还编了几句顺口溜：‘六九到塔城，为国当了兵；铁列克提战，我寡敌兵重；子弹密如雨，还有大炮轰。提起遇难友，泪水如泉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的境况也开始好起来。那时，我在温州摆地摊卖辣椒，生意还不错。开始，我一天只能卖出10多斤或几十斤。可我脑子活，善于观察，发现来买辣椒的大多都四川、贵州和湖南人，而这些人在温州的数量极大，辣椒生意的市场和潜力也很大。于是，我考虑我们河南柘城县是辣椒产地，种出来的辣椒质量好，价钱便宜，就动员老家的人大力种植辣椒，种出的辣椒我全部收购。为此，我把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带到了温州，租赁了一个大型恒温冷库，开始进行辣椒的批发和销售生意。
做生意最讲的就是信誉，而信誉的保证是质量。为了保证辣椒的品质和质量，每到收购辣椒的季节，我都要亲自验质、亲自采购，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渴了喝上几口凉水，饿了就吃包方便面，从不让别人代劳。有一次，我发起了高烧，挂了吊针。家里人让我休息，可是，别人把关我不放心，于是，我就折了一根树枝，把吊针瓶绑在枝头用胳膊夹住，边输液边继续收购。
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包揽了温州市的全部辣椒市场，家乡柘城的辣椒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所以，我又把我们河南其他地区，还有安徽、山东和山西等省的辣椒也都收购过来。每年收购和销出的辣椒达1000吨以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我还与4个子女组成了7辆运输辣椒的车队，全家月收入8万多元，年收入达100万元。
生意上的成功让我感到高兴，可是，更让我激动的是去年我接到了塔城军分区的一个电话，要我帮忙他们寻找铁列克提战役中牺牲的9个烈士的家属。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处境不好，后来又忙着做生意，所以，与牺牲的战友家中几乎没有来往过，这次有机会去他们家中，一是向烈士家中表达塔城军分区的关怀，二来可以看望一下烈士家中的情况。我骑着电动车早起晚归，没黑没白地跑了三天，可是，这些烈士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没有后代，而且亲戚和邻居对他们也几乎没什么印象，经过千辛万苦，我只找到了一位烈士的母亲。
更让我没有起到的是去年中央军委颁布了一个补贴参战人员的文件，批单上没有铁列克提战斗，得不到国家的补助，好多的战友都找我，叫我跑这事。因为县里的人对我很熟。我拿着文件找到县委和县政府，与县领导摆事实讲道理，就把参战人员享受补助的条件争取过来了，享受了这个补贴和待遇，就再也没有人怀疑我是叛徒了。
年前回到老家，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位从塔城回来的老乡，他告诉我说根据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规定，当年被苏军侵占并划为铁列克提‘争议区’的那片领土已被划归中国一侧。在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开始再次进入这片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