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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奴隶制的还是封建制的，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只要阶级存在，只要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存在，那么阶级矛盾就一直存在。
在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这个社会的阶级矛盾是非常激烈的。之所以封建社会阶段的封建王朝会走进末路，主要原因也是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合理配置导致的原因。
所以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人民群众或许头脑里并没有阶级斗争的理性认知，可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憎恶，却是处于封建王朝末期的人民群众自发的产生的。
简单点说，正是因为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在封建王朝末期的时候特别的严重，所以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就会对一切的压迫和剥削特别的敏感。
从这个角度讲，根本就不需要复兴党的党员干部对张献忠裹挟而来的流民们进行太多的宣传和动员，只要提出一个话头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和条件，这些流民们很快就会把仇恨的情绪集中到张献忠和张献忠的核心部下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党对那十来个在铁丝网和机枪阵地上幸存下来的张献忠的核心骑兵，和那百十来个张献忠安排在在流民炮灰中担任头领的人物的公审工作，就顺其自然的展开起来。
王书辉这个人在别的方面不是很注重细节问题，可是他在对于敌人的甄别和审判方面却是非常的注重细节的。
比如说，他从不允许复兴党在开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失去对于敌人审判和惩处的主动权。人民群众可以参与公审，可以在公审大会批判大会上控诉和叱骂敌人不假，可是王书辉却不允许复兴党把处理敌人和罪犯的权力直接交给情绪激昂的人民群众。
对于王书辉来说，革命的过程是一个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暴力过程不假。可是这个过程却不能是一个没有体系，没有规范的一个混乱的状况。封建统治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确实有它必须灭亡的道理，可是具体到每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就不能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样过于宏观的概念来审判和惩处一个人了。
毕竟，在革命的过程中，以革命的名义掩盖个人的私念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王书辉是不惮于杀人的。可是他能够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宣判它的死亡，但是王书辉却不会以这个名义宣判具体的个人的死亡。
王书辉对于复兴党的要求是，阶级矛盾这个东西具体到个人，肯定是有着明显的，具体的特征和特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以阶级矛盾这么宏观的概念来审判个人，只需要从个人具体的所作所为上来判断应该对于个人进行怎样的审判。
王书辉给复兴党的要求是，凡是有血债的，不论这个人这个家庭是不是修桥补路的做过很多所谓的善事。只要有血债，就要血债血偿。杀人偿命，是复兴党必须给予人民群众的一个基本公正。
凡是拒绝革命，凡是拒绝改变生产方式，从落后的地主阶级转化为相对进步的工业资本家的人，这种人是明确的革命对象。有一个算一个，有血债的要以杀人罪审判处决。没有血债的，就需要在劳改营中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现代中国，不少人都给当年在土地改革中被斗争被处理的地主老财们喊冤枉。其实抛开封建地主阶级这个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属于落后的反动势力，必须被消灭和改造这个宏观的原因的话，土改中被斗争被地主老财们其实都不冤枉。
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老财通过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积累的财富，都是沾满了鲜血的。现代中国的那些为地主老财们喊冤的人，也是要讲究法律的吧。对于杀人偿命这样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要认同的吧。所以，单从一个刑事责任的角度，地主老财在新中国开展的土改中受到的待遇，都得算是网开一面的优待了。
当然了，从目前的阶段讲，张献忠势力还算不上封建统治阶级。他们还是在不断的为自己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努力的从事着造反的“大业”呢。
可是复兴会把张献忠等农民造反者视为敌人进行打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属性。单纯的就是因为张献忠李自成等等这些造反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是直接的威胁和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作为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努力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组织，复兴党对于农民造反者的审判，也是基于同样的两个基本原则的。第一就是有没有血债，第二就是接不接受改造。
在拦截部队的铁丝网和机枪下幸存的那十几个张献忠核心部队的成员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张献忠的主力部队，他麾下的那三千人左右的骑兵，是他攻城略地的根本依靠。所以，在针对陕西省东南部的丹fèng县和商南县的军事行动里，这些人都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他们在两个县城里，针对平民百姓进行了大量的屠杀和掠夺。在复兴党的公审下，很多来自两县的流民直接出面指证他们。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都知道和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复兴党没有道理会选择赦免这些有血债的人民的敌人的生命。所以很快这十来个人就被直接吊上了绞刑架。
有血债的人被吊上绞刑架，这种处理，一方面让近万的流民心中悲愤情绪得到了释放，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举动，流民们也认识到复兴党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他们会从得到复兴党衣食供给的感恩情绪，转变为对复兴党的认同和支持。
绝大部分流民通过复兴党的公审工作，进一步的认同和支持复兴党。可是个别隐藏在流民内部的张献忠的手下，则是在公审的过程中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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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章 刘二怂的劳改生涯4（）
人民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来说，真的有罪的人得到了惩处，其他的人，人民群众是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
复兴党抓人判刑杀人都是讲证据，讲道理的。关于这一点，经过了这一次的公审活动，绝大多数的流民都认识到了。
流民们觉得自己的仇怨都得到了报复，所以在审判那一百来个张献忠安排在流民中的头目的时候，除了个别几个人在流民里欺男霸作威作福被流民们举报了出来之后上了绞刑架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被判处了二十年苦役的刑罚。
苦役和劳改完全不同。在复兴党的工地上，作为劳改人员的近万流民算是见识了。很多苦活和累活，劳改人员都是不用去做的。而且不少苦活累活都是由那些冒着黑烟轰轰作响的机器承担的。
可是苦役犯就不同了。他们要承担的工作，就是在那些机器无法应用的地方，用一双手去劳动。搬大石头这种工作是他们承担的主要工作。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要承担铲煤运煤的工作。这些都是在工地上最常见的重活儿累活儿。
随着接触的越来越深入，流民劳改们和复兴党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在劳改营成立一个月之后，复兴党开始向劳改营派教导员和训练员。
文化普及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是复兴党长期以来的工作。在一切地方为所有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文化教育，这是复兴党的一个基本方针。在复兴党的治下，接受教育即是权力也是义务。
比如说，复兴党制定了严格严厉的教育法令。在整个湖广地区复兴党控制的各个县区里，复兴党的当地政府都建立了全封闭式的军事化学校。各地都有少年军的分支机构。
在复兴党的治下，复兴党以每月一块银元的价格向各地区的家长买断了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权利和抚养权利。而在复兴党的建立的所有工厂企业和机构里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单位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考试。技能培训和文化教育相结合，在职教育和正规教育并重，这就是复兴党的基本教育方针。
在王书辉的规划里，未来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农场和工业中心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整个中国是一个全面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对于王书辉来说，因为科技和物资都可以通过时空门进行保障。实现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工业工人，他们都是要接受组织化系统化和工业化管理的。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实现全民教育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存在的。
就以流民为例吧。如果只是给这些农民分配土地，让他们重新成为小农业生产者的话，在非组织化，零散的传统乡村里，想要实现对农民的在职教育，对成年人进行技术培训的可能就不存在。单是从一个成本的角度，这样的办法就是不现实的。
同样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农场中作为农业工人的农场职工们，因为集中居住，集体生活，那么对于他们进行文化教育的技能培训的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使得全面教育成为了一种可能。
不到两亿的人口和来自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是实现王书辉全民教育全民学习，提高所有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两个基本保障。
当然了，想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对于复兴党的党员干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王书辉最近几年的社会调查都是针对复兴党治下的情况的。对于大明朝社会的现状，王书辉并不怎么了解。这一万上下的来自大明朝统治区域的大部分是底层百姓出身的流民，就成了王书辉的一个很好的社会调查的对象。
出于社会调查的需要，王书辉和这一批的教导员和训练员一起进入了劳改营。
教导员就是和复兴党的所有党政军的机构里的政工干部一样，他们在劳改营里要承担劳改人员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工作。训练员则是对劳改人员进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