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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没有阻断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父母之情。但是国家却接过了对于夫妻来说最繁重最困难的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
他们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孩子的成长进行任何的付出。在孩子从学习阶段毕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收获几个，能生的夫妻甚至可以收获十几个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工作有能力的成年子女。
既不用履行作为父母的义务又不用承担作为作为父母的责任，还可以获得得到了国家全面教育和培养的子女，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因为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工作已经被国家接手，作为父母的他们还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享受游公园、逛商场、看电影、看话剧等等“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充分的销自己的工资购物和享受。在新的《教育抚养法》颁布之后，他们又明确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养老也是国家承担的。所以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的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国家的政策了。
其实从后世的角度考虑的话，现代中国的父母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就承担起了多少对自己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从王书辉的经验讲，他在现代社会接触到的那些年轻夫妇，都是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扔给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了。
等到孩子大了一些以后，上幼儿园，上小学这个阶段，一般也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负责接送。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在类似于监狱的全方位中学里读书到考大学。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代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其实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就是单纯的经济付出。而那些现代中国的年轻父母们，也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自己的子女日后会赡养自己。他们的养老问题，都是依靠社会保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复兴党中国看起来确实好像为那些新生的国民付出了大量的教育和抚养资源，还要承担起老国民的养老工作。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老国民们一直到退休之前（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退休标准为男六十五岁女六十岁）一直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其实国家给他们养老的付出，根本就是对他们在退休前劳动创造出来大量价值的一种回复。
通俗的讲，国家付给他们的养老金和相应的医疗待遇，都是他们过去自己赚出来的。更何况就目前复兴党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而言，一个老年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左右就已经非常的难得了。也就是说，国家为他们支付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最多也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而从新国民的角度来说，每年诞生的千万级的新国民中，需要为国家支付十五年左右的教育和抚养补贴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占百分之八十的多数人，接受的是国家最高到中专（育婴院三年，幼儿园三年，初级少年军三年，中级少年军三年，中专三年）左右水平的教育和抚养。当他们中专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工厂、农场、军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始为国家创造价值，一直到六十岁、六十五岁左右。
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新国民会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了育婴院、幼儿园、初级少年军和中级少年军以及大学预科（三年高中）教育之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各种大专院校）。
但是别看这些人好像要比那百分之百十的新国民多耗费国家四到六年（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和抚养资源，在他们参加工作后，他们作为高等级人才本身为国家创造的价值要高的多。
从纯粹的功利的角度讲，国家为一个人付出十五到二十年的抚养和教育经费，但是却可以获得一个中高级水平的劳动者四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其实并不吃亏。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可能并不怎么高。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文化知识和基本素质的破产农民就可以承担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人的角色。但是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工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劳动者就可以轻易承担的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蒸汽机时代的维修工人可以依靠熟能生巧掌握蒸汽机的修理技能，但是到了电气时代，没有受过基本的初中水平的物理知识教育，想要承担一个普通电工的工作都是很危险很不容易的。
对于1634年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到1638年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想要在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电气化革命，没有几百万受过初中水平教育的劳动者作为基础那是非常困难的。
只有新中国的劳动者的素质越来越高，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深化才能够得以实现。
“没有一千万初中生，几百万中专生，几十万大专生，十几万大学生，想要实现飞艇布满天空，想要实现铁甲舰纵横四海，那就是一个妄想。”
王书辉在成都地区的“成都中等师范专科学院”成立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上面的话。
参加仪式的成都地区党政军三套班子里，大部分人都通过报纸和广播知道了前不久复兴党上海造船厂成功的建造了一艘一千五百吨全蒸汽动力铁甲舰的消息。而早在1634年年初复兴党接收四川地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见识过中华复兴军航空兵部队那硕大无朋的飞艇承担对四川地区的敌情侦察和地形测绘任务的场面了。
当时作为四川军区副政委的现复兴党成都地区党委书记袁宗厚和部分部队干部还曾经专门登上过飞艇，体验过一回真正的飞天。
对于飞艇的复杂和“高端”深有体会的袁宗厚等人，对于王书辉的讲话深以为然。他们也都是有着中专水平教育经历的人。他们也知道，像飞艇这种“高水平”科技产品，没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根本就没办法生产出来。
至于铁甲舰的问题，别说铁甲舰了，就是普通的全蒸汽动力的木壳船生产对于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要求有多高，他们也都是心知肚明的。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有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经历。
袁宗厚今年27岁。身为孤儿的他1623年以十三岁的年纪进入复兴党位于枝江地区的第一个初级少年军学习。到1625年，他从初级少年军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复兴军。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袁宗厚在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服役了三年。
1628年，19岁的袁宗厚进入复兴军陆军指挥学校学习。三年后的1630年，袁宗厚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指挥学校毕业，获得了一等军功章。随后就被分配到武昌第三兵工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到1634年复兴党筹备入川任务的时候，袁宗厚被抽调到了新组建的四川军区和马祥麟搭班子担任山地师的政委。
1636年入川任务结束后，林雨泽在卸任之前，专门向组织推荐了在整个入川工作中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表现的非常出色的袁宗厚负责新成立的成都地区工作。
因为目前整个四川地区还处于军管状态中，所以除了成都地区党委书记以外，袁宗厚还被复兴党中‘央任命为四川军区的政委。
所以从实际的角度讲，年仅27岁的袁宗厚不仅仅是复兴党成都地区的最高领导，同时也是整个四川地区的一把手。
从全国的角度讲，袁宗厚是第一个非教导团出身的复兴党高级负责人。在已经开始兴起论资排辈的风气的复兴党内，袁宗厚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他本人可谓是战战兢兢。
王书辉对于复兴党内的论资排辈的风气也有所耳闻。不过他目前还没有彻底的整顿这股歪风邪气的准备。对于他来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才是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至于党内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风气，他还不打算把它挑明了。
论资排辈的好处是，在地方上或者某个条条块块里面，有资历有资格的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资格和资历对党委的决策进行集中和拍板。从正面的角度讲，这样做确实可以提高党委的决策速度，可以快速的推动工作的开展。
论资排辈的坏处是，虽然不是明显的或者故意的破坏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但是资历和资格本身却是一种潜藏的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的因素。
单纯的就从四川地区的工作而言，因为袁宗厚在党内的资历浅资格弱，所以在四川军区对各项工作的决策上，他还没有对整个四川的工作一言而决的能力。不过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资历浅和资格弱，才使得整个四川地区的领导和决策工作都必须遵循着组织原则进行。
这种情况的好处是，四川地区的工作相对开展的比较平稳，各项决策都显得中规中矩。坏处则是，因为作为一号首长的袁宗厚缺乏一锤定音的能力，所以四川地区的工作开展的相对于其他地区要缓慢一些。
不过虽然袁宗厚不能像林雨泽主持四川工作的时候那样雷厉风行的推行四川的各项工作，调用以施恩和石柱地区的兵源为主的山地师，使用雷霆手段迅速绞杀和消灭四川各地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土司。
但是，在全川各地土司高层和不愿“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顽固分子都被复兴军山地师清扫干净之后，对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四川各地山民的教育和改造工作，袁宗厚领导的四川军区还是把这项工作做的很好的。
四川军区以老带新，用军队形式改造和教育新归化的四川山民，以播州地区为基地，不断的吸纳来自云贵地区的弃暗投明的土司兵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计划，赢得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承认。
看到大量的新归化群众在接受了军事化的管理、改造和教育后，已经开始成批的被稀释到四川地区的铁路建设兵团中的实际工作成果，视察完毕的王书辉对袁宗厚领导的四川军区的工作表示满意。
在考察工作结束之后，王书辉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