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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过了前面两个路口才能想办法绕路，右边整条街都是有轨缆车的线路，看看前面那些车，这里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聪明人，先生。”克雷从烟盒里再抽出一支卷烟叼在嘴里，右手拿着还剩半截的烟蒂续上火，随后把烟蒂按进了仪表板下的烟灰盒里。
“好吧，这由你来做主。”韦尔贝开朗的笑了起来，一个有性格的部下，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你前面还没说完，克雷，关于中国城的问题。”韦尔贝把话头拉了回去。
“哦，那些中国人，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可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过了路口后车流的移动速度有些加快，克雷手法利落的换了个档位。
在一九四零年代，旧金山中国城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区，世界最大中国城在当时不是一句吸引旅游者的广告，而是实至名归的荣誉。
近代华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什么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里面充满了黑暗、血腥和肮脏的交易。
十九世纪中期全世界掀起废奴运动浪潮，被视为人权和道德改良组织以及教会的伟大胜利，当然不应该抹杀掉那些道德高尚者的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浪潮背后所隐藏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拥有的巨大的实质性的利益。
比如美国的废奴，就是工业资本对农业资本，改良派对保守派，新贵族与老贵族、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博弈，最终引发了南北战争，这场内战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利益版图的重新划分，并且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发展方向。
废奴运动虽然成功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后遗症。虽然政治家们因为废奴立场，在政治与名利方面获益丰厚，但是对于殖民资本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彻彻底底是一场灾难。
因为无论是美洲本土还是中南美洲，亦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必须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用来填补黑奴释放后产生的缺口。
黑人成为雇佣工人之后，严重降低了蓄奴资本原本获得的净利润。曾经的奴隶主们必须尽快找到黑奴的替代品，在他们的玉米地、甘蔗园、烟草田、咖啡园、棉花田里劳作，同时担负起筑路、开矿行业里不需要太多技术的重体力工作。
英国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候补，那就是几乎拥有无穷人力资源的“我大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在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一直在不断的下滑。十全老人成功败光了祖宗们留下的积蓄，即便是留下个和中堂让儿子宰杀，但国家的元气已伤，颓势已现，以嘉庆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PS：谢谢大家的支持。
第三百四十五章 中国城（中二）（）
历史上在苦力贸易的初期，这些招募活动无论是在雇主还是雇员的国内，都不属于合法的行为。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