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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竟然是这样？”叶楚楚和肖甜甜听了孙珲的话都是大吃一惊。
“那他的名声后来怎么那么差啊？”肖甜甜问道。
“他和秦桧完全不一样，他应该是因为推行‘公田法’触犯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史书都是文人写的，当然要极尽所能的贬损他了。”孙珲说道，“最后他还进了《奸臣传》，其实是很冤枉的。”
孙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可以说是对后人的一种戏弄。
在原来的历史上，南宋末年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贾似道是生活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他为南宋的苟延残喘，尽了自己作为当朝宰相的努力，客观地说，他是以身殉国的，决非“奸臣”，而后世的不少影视文学作品对他的妖魔化，是极不公正，也是极不负责的。
众所周知，蒙元统一中国后所修辽、宋、金三史，自有其好恶倾向。修《宋史》的班子，是元人和为元人服务的汉文人混搭班子。元朝史官有管制监督的责任，因此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的记载。有人奇怪，宋朝的宰相为何多为奸臣，明白这一点，也许就并不足怪了。要褒贬一个人，在材料的选择上，因为可以自主录用，被传者也只好凭编者的良心了。
在《宋史》中得不到真相，倒是可以从蒙古人自己写的历史略窥一斑。“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置大使，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在这些军政长官的任上为抗击蒙古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以至于当时连忽必烈也赞赏他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实，贾似道在南宋可谓人才难得。
孙珲相信贾似道可能真的来到了襄樊前线，是因为宋军大将如范文虎、夏贵等草包都富贵已极，他们不愿打仗，处处拥兵自重。这种积弊原是宋朝“祖宗御将之法”造成的，贾似道亲自出马“督师”，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中国历史上大概也没有这样的“奸臣”。南宋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曾问宋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答云：“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忽必烈听了后却很不以为然，斥道：“正如所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
历来关于贾似道是“奸臣”的说法，多为不实之词，中伤倾向明显。贾似道作为奸臣的一大罪状，是“私下议和称臣”。这就要说到贾似道壮年时在鄂州之战的表现了，其实远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要精彩许多。其时蒙古全面侵宋，蒙古大汗蒙哥亲率蒙古军主力进攻上游的四川，而皇弟忽必烈率大军围攻中游的鄂州（武昌）。时任枢密使的贾似道被临危任命，率军增援鄂州，并以右丞相身份统帅诸军。围城期间，贾似道为防蒙古军穴地攻城，只用了一夜就在城内建成了绕城木栅（猴子秀吉的“一夜城”和他相比这个简直微不足道）。忽必烈在此期间对贾似道十分赞赏，曾斥责部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鄂州之战后期，宋理宗下诏要求贾似道移镇长江北岸的黄州统领全局。贾似道仅携700骑突围成功，史称“下流之兵始振”。即使是政敌的文天祥，谈到贾似道时也没有回避他在鄂州之战中的功勋——“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开庆元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被投石机击伤，病重身亡。在六月的时候，吕文德便率军欲打通夔州路的通道，虽然没有直接为钓鱼城解围，但固守了重庆府，打通了东川的道路。而在蒙哥被击伤后并死后，南宋朝廷也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并且指示吕文德东入荆襄，支援京湖战场。九月，吕文德又从重庆赴援鄂州，击败蒙军拔都儿部，“乘夜入鄂城”，给予鄂州有力的支援，使得鄂州“守愈坚”。贾似道可能是看到这一点，明白忽必烈有极大可能会不顾京湖战场，撤军北回争夺汗位，于是提出了议和。果然十一月，忽必烈接受和谈，撤军北回。
贾似道还有一件被后人诟病的事，是当时宋将高达和曹世雄都想硬战，都被贾似道压制了。对于这件事，孙珲认为，当时蒙古骑兵的强大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同蒙古军野战，宋军根本没有优势可言，更何况此时蒙古军的南路已经由贵州迂回到了湖南，在四川战场蒙古军失败了，京湖方面蒙古军与宋军呈对峙相持之态，援救湖南是最为急迫的，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都能想到，贾似道与忽必烈和谈争取时间支援湖南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第463章 新策略（）
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更有可取之处。自“端平入洛”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的经济已经崩溃。于是贾似道推出了让他被骂了千年的《公田法》。公田是没收不法官僚的大量土地，逃户、尽户、没人继续被政府收回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还有军队开垦的营田的统称。在宋高宗赵构时期，除一部分划为寺院、学校外，其他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朝廷，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卖断公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理宗时期，公田因为买卖，数量已经减少，而买公田的，恰巧是富商豪绅和官员。一方面是朝廷经济崩溃，一方面又要筹集军费。贾似道只好推出“公田法”重新为朝廷筹钱。《公田法》的具体实施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为了使新法推行，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可想而知《公田法》直接损害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即便是贾似道带头贡献万亩良田，仍不能堵住悠悠之口，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执行官员借新法，强买豪夺田地。《公田法》为财源日竭的南宋朝廷在短期内筹备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并利用这比财产在抗蒙战场上取得不小的战绩。但《公田法》是国家强制性改变个人土地的所有，即便它的目的是光荣的高大的，却损害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利益。到德祐元年，丁家洲之战失败，贾似道只有出来背这个黑锅。三月，朝廷下诏废《公田法》，而贾似道也不免身败名裂，被士大夫文人阶层骂了一千多年，也让他在厕所被郑虎臣一介匹夫所害。
总的来说，贾似道是一个权臣，却不是一个奸臣。他的目的很清楚，是维护南宋的江山社稷。他有能力，但不足以力挽狂澜。孙珲始终认为，是史弥远和理宗害得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联蒙抗金”和“端平入洛”，南宋的经济不至于崩溃得如此快，如此厉害。纵观贾似道一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权奸愿意为了维护朝廷的存亡亲自带兵上前线。即便是主政朝廷，也不会背千古骂名主持改革。在南宋末年，人才匮乏的年代，细观同时代的人物，只有贾似道有能力为相。况且贾似道尽管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至少在改革时期能以身作则，万亩良田，不是任何一个人敢拿出来的！虽然，《公田法》和《打算法》都并不成功，但尝试改革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如果他是一个只知道“声色犬马”，不问国计民生的奸臣，一个奸臣又何必为国家兴衰操心呢？
孙珲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历史上很多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能够回归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
而中国文人历来喜欢互相倾轧，一向是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国家大义。从唐代“牛李党争”到宋亡，文人阶层的斗争总是会给失败者人格上抹黑。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人统治的一大亮点了。
对于宋代文人书史时的无耻无底线，孙珲本人也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的事迹，不就是给宋朝的文人恶意的从史书当中抹掉，现在完全变成了民间传说的吗？
听了孙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