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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孙珲知道叶楚楚说的是实情，当年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金、南宋和莫斯科公国都被蒙古帝国灭了。然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却在小小的越南吃了败仗。忽必烈死后，蒙古大军再也没能攻进越南。
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抗战结果，这是为什么？
在古代，越南比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要近——或为中国的藩属国，或为中国一部分。两国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异之处，越南的主体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然而，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却没有促成完全一样的民风。纵观历史上两国民间的表现，越南、日本民风明显比中国彪悍。
众所周知，推崇“仁义道德”、“崇文抑武”的儒家文化是偏软的。而虽然受到两千年儒家文化影响，但日本、越南仍然长期保有强悍、尚武、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传统。那么，这种民风传统是怎么形成和保留的？
这其实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
从生存环境而言，日本和越南虽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生存厮杀争斗激烈程度不亚于草原部落。
由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争频繁，内外纷争不断，这些国家的历史上烽烟从未消散，几乎就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战斗英雄。对于历史上勇猛善战的英雄人物，他们特别崇敬。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武士文化”、“战斗文化”。
譬如刚刚说到的抗蒙英雄“兴道大王”陈国峻，就被后世的越南人誉为民族英雄，越南南北处处有“兴道大王”庙宇祭祀，香火千百年来不断。越南人对英雄人物的顶礼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传统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孙珲记得，一位现代越南历史学家曾说：“越南民族的传统，历来是全民皆兵。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一旦需要扛起枪就能上战场进行战斗。”生活中，他们是知礼谦和的普通百姓，而在战场上，他们绝对是可怕而难缠的士兵。
举国抗战、全民皆兵——日本和越南这些特点，与“草原部落”骑兵的特点差不多。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民风，就相当于东洋的“草原部落”。
回顾以往的历史，之所以在偏软的“儒家文化圈”中，日本、越南的民族精神没有被“软化”、得以保持“彪悍民风”，一是因为“儒家文化”对他们的上层影响大，对底层民间影响较小。二是因为整个国家形势所迫、“实用主义”思想远远大过儒家思想意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内外形势加上铁血的武士英雄文化，使得日本、越南等国在蒙古大军铁骑下，得以“独善其身”。所以，他们愈加崇尚武士文化英雄文化，以“彪悍、善战”民风为荣，直至成为恶劣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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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7章 明朝的教训（）
长期作为越南正统文字使用的汉字及其承载的汉文化思想体系，成为法国巩固对越殖民统治的最大障碍。而文字改革往往是重构国家身份及意识形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为了消除语言交际困难，操控越南民众思想意识，从而建立奴役文化，将越南塑造成其永久殖民地，法国殖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拉丁字母书写的国语字以取缔汉字，就此割断了中越文化联系的纽带，直至后世。
而孙珲知道，自己想要征服越南，并不太难，但将越南完全并入宋帝国版图，他就必须要做类似的工作。
如果不这样，宋朝占领越南后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会和历史上的明朝一样。
终大明王朝一世，真正发动战争，希望将某一国家呑而有之的，只有针对越南这一次。但是其结局很具有现代色彩——迅速占领，之后就是在无休止的反抗中的艰难统治，以及影随其后的噩梦般的巨大财政压力，最终以无奈的撤出结束。
就明朝的综合实力来说，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相对实力对比，毫无疑问其最强时代就是永乐时代，但就是以永乐之强，中国之大，却无法拿下一个小小的安南，而不得不在苦苦支撑了28年，耗费了无数的资源之后草草收场。就常理来说，确实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
其实这种无法的背后，是建立在对西方掠夺经验的了解与认可的基础上的——那是一个没有联合国，没有国际法，没有记者，没有舆论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凭借军事的优势为所欲为的时代。所以表面上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明朝征服越南，但隐隐的却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明人不能像同时代欧洲人征服美洲那样，去征服越南？在更隐秘的内心深处，人们是不理解，明人为什么不像西班牙征服者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把所有的越南人全部杀光？
问题的答案在于欧洲征服者与明人，南美人与安南人直接的区别上。
欧洲征服者与明人的区别非常明显，翻翻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就会发现，所有现在被奉若神明的航海家、冒险家、征服者等等，他们在没上船之前，甚至在没上岸之前，他们的真实身份，除了落寞穷民，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拉帮结伙的出去闯世界，就其个人来说，完全是出于发财美梦的驱使，换言之其目的就是抢劫；就其国家而言，要么根本在事先不知道这件事，要么也是抱着搂草打兔子的心理，其所有的政治经济成本，仅限于一条船和一些给养，再说得明白点，这不过是一项纯商业投资，不牵涉到任何国内的政治和道德问题。所以即使是受到国家或王室资助的行动，其目的也是要通过征服和抢劫，来收回其雇主的投资。
相比之下，明人对安南的行动背景，完全是两回事。明朝出兵安南，是因为在当时作为中国附属国的安南（至少名义上如此）国中出现了大臣弑君王朝更迭的问题，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宗主地位发起了挑战，而且还威胁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作为安南原王朝乃至周边几个国家的保护者，明朝都有政治责任，去惩戒僭越者，去维护地区的局势。也就说，中国出兵安南的性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的。这就注定了不能采用欧洲人在南美的征服策略——杀光、抢光，再输入奴隶，否则不但无法实现稳定周边地区的目的，而且也无法向国内做出交代。
而南美人与安南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欧洲人与明朝人的差距更大。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说，南美无论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还是印加人，基本上都好处在石器时代晚期的水平，与入侵的欧洲人相差了数个时代。而当时的安南人不仅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相当，而且还在武器使用上与中国大体相当。其次，从社会发展水平上说，南美民族基本上处于奴隶制国家水平，估计其政治能力大体与商早期，甚至夏晚期的水平相似。而安南人在政治上、宗教上基本与中国完全一样，他们也奉儒家思想为正统，也有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朝廷，也有科举制度等等。表面看来，甚至很有可能永乐皇帝也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安南在政治文化上与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相似性，那么理应更容易的融入到祖国的怀抱中来。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正是因为安南人拥有与中国相同的文化，因此他们也有与中国同样强烈的自尊与自豪，和源于家族观念的自闭性，这是儒学思想长期滋润的必然结果。两个强盗之间很容形成联盟，因为他们讲的是利益；两个儒士之间很难成为朋友，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相当严重的自闭性。因此正是这种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决定了安南与明朝之间的相斥性。因而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明朝永远没法征服越南。
“这样征服越南的话，也是对历史的一个很大改变吧？”王琳琳问道。
“当然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历史都会发生改变。”孙珲点了点头，“接下来我们还会影响欧洲的历史进程呢。”
“对欧洲的影响，已经开始了吧？”叶楚楚看着孙珲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