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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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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①
①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