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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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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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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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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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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九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
〃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
但在十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
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一旦化为乌有。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是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俱、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