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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到Stuy（史岱）几个字。曾经塞满奖杯的橱窗，现在是空的。餐厅外面有个“本月健将”的布告栏，竟还是史岱文森学生的名字在上面。惟一不同的，是底下的两张大海报“留在学校，不要逃课”和“高中是好地方”！ 两个管理员跟在我们后面，问我们上哪个大学？新学校怎样？一边问，一边喘气。
“大家都搬到新校，你们怎么没跟去？”阿黛拉问。
“唉！谁知道？政府找了批新人，大概嫌我们老了。”他们挥挥手，“不过也好。管这破楼那么多年了，还舍不得走呢！”
“知道今年毕业册上专门有一页纪念你们吗？”阿黛拉说。
“真的啊？”他们瞪大了眼睛，“没有人拿来给我们看。”
在两个管理员的握手和咿咿呀呀的祝福中，我离开了充满回忆的学校。
“我以前恨死那个鬼地方！”阿黛拉说，“但现在又有点惋惜。”
“去吃个DiBella三明治吧！”我说。
史岱文森无人不知DiBella的三明治。长长一条法国面包，夹上火腿、瑞士起司、生菜、番茄，涂上厚厚的美奶滋，吃的时候保证滴得满身。
像DiBella这样的店不多了。它使我想到老电影里的意大利杂货铺。窗子里挂着一串串的香肠，架子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橄榄油和意大利肉酱。但DiBella的老板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对年老的韩国夫妇。大家都叫他们Mr。and Mrs。DiBella。
每次进去，老板都会问：“你是个好学生吗？”如果答：“是！”他便笑着说：“好学生给好价钱！”一个三明治，只要三块美金，好几年都没变。
店里空空的。他们一对老夫妇坐在一个箱子上削水果。我和阿黛拉走进去，他们吃了一惊。
“噢！你和你，你们好！（Oh，you and you！How are you？）”老板笑得眯着眼睛，“你们不是老学生吗？好学生给好价钱！”
“她真漂亮！”老板娘指着阿黛拉说，“你的女朋友？”
“曾经是。”我说。
“Oh should be！”她笑。
我看了看四周，还像以前一样，充满了各种食物的香味。到处贴着史岱文森学生送他们的照片。
“生意还好吗？”我问。
“还好，还好！”老板叹口气，“但你们学校搬走了，不像以前了！”
昨天在哪里？（2）
我和阿黛拉拿着三明治，走到学校旁边的小公园。通常在这种好天，应该挤满了学生，在那里丢飞盘、玩摔跤、抱着马子啃……马克是在这里被抢的，许多同学躲在这儿吸毒，还有个同学被人砍过一刀…… 只是，现在只有几个老人，默默地坐在长凳上。
“太安静了！”阿黛拉说，“好不习惯！”
大家都长大了！走了！不再属于叛逆的年代。
我们坐下来，像以前一样，开始吃我们的午餐。好久都没人讲话。只听到美奶滋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做好猫，不做乖猫！（1）
· 哇噻！终于写完了！
· 那么多的臭事、傻事、脏事、鲜事，光想到就让人脸红，我却把它写了出来。
· 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很多臭事、很多错事、很多没道理的事…… · 但是，很美！ 全家人在北京同仁医院陪孙琴珍看病。
哇噻！终于写完了！ 看着那沉甸甸的稿子，好像看到我沉甸甸的过去。谁说少年的生活轻松？其实它满天乌云，跟成年人的差不多。少年有少年的烦恼，后来回想，好像不值什么。在当时，却是呕心沥血的。
我不打算把这本书再去细细看一遍，怕因此而有许多文章会被我抽掉。那么多的臭事、傻事、脏事、鲜事，光想到就让人脸红，我却把它写了出来。
小时候，常跟父母辩论，认为他们的思想太落伍。有人夸我像老爸，我心里反而很气。
记得当年老爸出版《超越自己》，我直吐舌头，谁会关心我早上起不来啊？谁又想知道我在班上爱说话？只是没料到，那本书居然产生空前热烈的回响。我接到不少国内读者的信：“谢谢你父亲写了这几本书，谢谢你跟我有一样的坏毛病，使我觉得不再孤立……”
多臭！我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管怎样，我要说，老爸的书虽然写得好，对我也有帮助，但许多事情，他是写不出、也看不见的。
在他的教训背后，常有另一个故事，譬如他只是听我在车房说：“跟女生交往，没有乐子，也就吹了！”便写出《腻了就甩》那样的大文章。岂知道，我那天刚被女友甩了，而我的混蛋理论，其实是“酸”话。
所以，当老爸继续写《创造自己》和《肯定自己》时，每次问我意见，我都摇头：“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没讲出我的话！”
“那么，”他笑着说，“你就自己写一本吧！”
《叛逆年代》就有我要说的话，里面讲的多半是故事，而不是道理，因为那个年代不是没道理，却说不出道理。
“你们不了解我！”是那个年代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明明自己错了，说不出道理，还装成理直气壮！”是父母常骂的一句话。
他们岂知道，属于叛逆的年代，就好像革命的时候。生理在变、心理在变，教育在约束、荷尔蒙的驱迫，在那许多矛盾之中，产生许多非常自然却又不合逻辑的想法。
哪只小猫不追着咬自己的尾巴？ 哪只小猫不爱在沙发边上“练爪子”？ 咬自己尾巴不是笨，是可爱！ 练爪子不是坏，是有活力，准备以后抓老鼠！ 可是，却有多少主人，为此把小猫的爪子拔掉。
从此，它不再是只可爱的小猫，甚至不能成为一只完整的大猫。它只是只“乖猫”！ 我们要做“好猫”，不要做“乖猫”。乖猫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乖猫创造不了伟大的未来！ 记得久安娜手术之后，对我说过的一段话： “以前，我只为人生设定一个最高的目标，好像爬山的时候，一心只想爬到最高峰。但是，现在我了解，每时每刻都可以发现生命的美好。如同在爬山的路上，随时都能见到美丽的风景。”她强调： “巅峰不是人人可以到的，但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不论他是在山顶，还是山脚。”
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很多臭事、很多错事、很多没道理的事…… 但是，很美！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号，我带着儿子，由台北赴北京，太太则带着女儿从纽约去，这是近十年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共度圣诞节，因为往年不是儿子有约会就是我人在台湾，总难凑到一块儿。更重要的，这是我太太第一次去大陆，也是女儿平生第一次的亚洲之行。
促成这一切的不是我，是一个贵州山村的女孩孙琴珍。自从一年多前我发现她的眼睛可能完全失明，她就成为我们全家的焦点，我们找了许多医院为她诊疗，效果都不好，甚至有纽约的医生专诚去看他，也说希望渺茫。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十二月初得到北京同仁医院的消息，愿意为她试一试。
做好猫，不做乖猫！（2）
记得到北京第三天的上午，我们一家四口，在同仁医院的候诊室里，坐立不安地等待孙琴珍扫描和雷射探测的结果。当主治医生邹留河进来，坐在那儿看完检查结果。说还有一只眼睛可救时，我的女儿高兴得差点掉下眼泪。
跋
看到女儿这么关心琴珍，又对祖国的一景一物都那么喜爱；看到她把电视剧里的格格，跟紫禁城对照在一起儿，又试着读每个招牌上的中文字，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触。因为我知道，很可能有一天，她会像她哥哥一样，研究所才毕业，就收拾行囊，离开纽约的家，到台湾和大陆。
想到这儿，我的眼前就浮起以前每个周末，教刘轩中文的画面，窗外，邻居的孩子都在
玩，只有她一个人，要啃那一个又一个的方块字，还要背唐诗、背古文、造句、作文，儿子那时先气得哭，又气得摔课本，他当时岂想到自己有一天就因为中文溜，而能在海峡两岸发挥？
我的女儿今年十五岁，也到了叛逆期，平常我都让着这位小公主，但有一件事绝不妥协，就是中文课，前两天我叫她以《我的中文课》为题作文，她居然这么写——— 放假时，差不多每隔一天就上中文，别的都不能做，使我非常生气。吃饭时上中文更讨厌，连吃饭都不能休息一下，我好恨好恨好恨中文功课和中文，但是我必须作。我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 她这段话也让我看到叛逆期的儿子。
问题是，她叛逆归叛逆，恨归恨，会不会也因此，我为她开了一扇大门，使她有一天跟她哥哥一样飞离我的身边。
许多人问我对儿子和女儿是否不同。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诚然我比较宠女儿，管儿子，但是细细想，我教他们的方法却是相同的。我用象形、指事和会意的文字，教他们步入中文的神秘世界；教他们朗读诗，体味中国语文的节奏美。带他们走到户外，指着一草一木教他们各种形容词。然后是写作文；既然你会说，就用中文把你说的东西写出来！再下来，则要他们用中文打字写作。
这本《属于那个叛逆的年代》前一半是刘轩“手写”的，后一半则用中文打字，也可以说这是刘轩在中文写作上进步最大的阶段。当年书成之后，我们父子曾经用书里的内容，应统一企业的邀请，在全台湾作了十场演讲，有些段落像唱双簧，有些地方如同演戏，把父子之间的糗事、鲜事摊在观众面前，居然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有些场次，场内几千座位不够，还在外面架起电视屏幕，让挤不进去的人坐在地上看。后来，我们更用这演讲的录音作成有声书，为台南德启智中心的残疾小朋友，募得了将近千万台币。
这本书过去在大陆有漓江版，因为出书甚早，装帧远不及今天，也因为某些原因，删掉了好几篇文章，我再交给长江文艺重新推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