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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艾元老就带着他在海南――主要是在临高――锻炼出来的税务队伍降临到广州来了。
“晚上不用做饭，我会在局里吃。你把行李收拾下，明天一早搬到局里宿舍去。”艾志新吩咐道，“市政府总务处会派轿子和力工，你要听他们安排。不要一个人随便出门，现在广州城里可不太平。”
艾懿心点了点头。
艾志新要去的地方是税务总局广州分局――说是广州分市，其实这个分局还代行广东全省的税务工作，大致伏波军能在哪里建立统治，税务工作就要开展到哪里。自然核心区、绥靖区和治安区之间的政策各不相同。
要说权力，艾志新得到的授权之大，堪称空前绝后。除了海关关税之外，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所有工商税、农业税、渔业税……的征收全部在他的手中，专卖工作也在他的管理之下。在税种、税率和征收办法上有在“不违反大方向的前提下便宜行事”的权力。
自然他得到这么大权力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在极度复杂的环境下完成税务工作――这担子可不轻。不但事情千头万绪，而且还要在人员机构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同时，他还得配合好陈策的财经工作小组发行新币的工作。税务征稽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是稳定货币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可以有效的强制商户收取和使用新货币。
艾志新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被轿子抬进了盐课司：现在门口已经挂上了两块牌子：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分局和财政省专卖局广州分局。五道口的财政收入里，食盐和烟草专卖也是一项重要收入，目前专卖局没有元老负责，亦是由税务局代理的――从广义上来说专卖也是一种税收。
他一路上已经习惯了积水和阴沟在六月的阳光下散发出来的臭味，此刻一下轿，却觉得空气一阵清凉。盐课司衙门是个老衙门，几乎和大明的历史一样长，而最近一次修缮也是嘉靖朝的事情了。这里墙高屋深，院落宽广，里面还有不少百年老树，郁郁苍苍。
因为广州刚刚平靖不久，各主要出入口还有国民军的士兵站岗。艾志新联系到自己进城的时候轿子旁边还有日本人卫队的武士护送，就知道自己面对的局面有多复杂了。
税务局和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仪门相迎。甬道两旁自然分出了两群人。左边的是以胡学凡为首的归化民工作人员，一部分是从海南调来的，一部分是过去广州城工部属下的万盛号租栈的工作人员。这些是艾志新的税务局的基本队伍。右边的是投向后经甄选后留用的旧人员，衙门里户房的书吏、书手、粮差、河泊所和盐仓的大使、各色书办胥吏……形形色色，从未入流的官，到胥吏等级最低的“隶”，一应俱全。
胡学凡作为税务局公务员中级别资历最高者对新首长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随后，由盐课司的老吏带路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一个还算齐整的小院落里――随着老吏走过那些高大的建筑才发觉这些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年久失修的墙壁上斑斑驳驳，长满了青苔和霉斑，屋顶上满是蒿草，有的还长出了小树。他听老吏说，这里有一部分房屋年久失修，早已锁闭不用。一些老的盐仓已经坍塌。
这里可真够阴森森的。艾志新想。
办公室兼宿舍的院落已经收拾的干干净净，布置上了家具和各种日用品。艾志新关照随行的办事员将自己带来的文件箱打开，整理装架。自己抓紧时间又将城工部送来的有关财税工作的情况汇编阅读了一遍。
广州的财税情况比较复杂，这不仅是因为明朝的财税体系本身就很混乱，而元老院本身在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多年征收“合理负担”和“渔业税”，还在广州大量销售私盐。
过去艾志新在临高就研究过大明的财税政策，不过琼州府实在太穷太落后了，当地衙门在税收上的具体实践少得可怜。现在看着广州府的税务资料，不禁有些大开眼界的感觉。
大明不太重视工商税，除了田赋和盐课之外，其他税收统称“杂色”。而这杂色的征收，即混乱又复杂，虽然有明文的“部例”，到了各地却又是各行其是。
这其中对地方来说最重要的税收是商税，其性质类似清代的“厘金”。只不过商税是有定额的，每个州县都有具体的商税额度，有的高得出奇，有的低得可笑。至于这个额度当初是以什么依据制定的，已经无人知晓了。
官府派出胥吏在道路和渡口拦路收税，税率倒是很低，但是征收面极广，任何东西都可以课税，甚至一只鸡，一篮青菜也要交税。实行的是重复征税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带着蔬菜去市场贩卖的，路上要经过几个税卡就得缴几次税。
派去税卡征税的胥吏和书办不但没有收入，还得完成额定的税金收入。于是商税的税卡就成了一种变相的包税制度，税吏税丁贪腐和勒索商民也就是必然的事了。结果就是民怨很大，征收的税金却微不足道，大量的税金层层中饱食，流入了私人的口袋。未完待续。
第一百四十九节 工商业税种（）
甚至出现了征得的税款不能抵偿征税成本的问题，以至于一些地方干脆取消了商税的征收，由田赋中浮收来补足。广州的商税虽然没有取消，却也半死不活。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商税。
倭寇平定之后，闽越两布政司另外设立了独立于原来户部商税体系之外的税课司局，在桥头和渡口设立税卡，税率由地方制定，收入用来支付军饷和地方防务，这些银子不由上交户部，所以地方衙门比较热衷于征收。不过，即使热衷征收，征收额度在艾志新看来也是微不足道，不能和广州这样的商业繁荣的大城市的地位相提并论。特别是他看到广州府下属的一个市镇，商税的收入只有区区170两，就知道里面的猫腻大得出奇。因为那个镇每年向元老院缴纳的“合理负担”就有450两银子。
不过，艾志新并不准备以此为增加税收的突破口。商税其实就是厘金，尽管征收方便，税额也不小，但是影响商品的流通。他的目光放在了门摊税、房地契税和酒醋税上。
门摊税是由地方政府向市镇上的永久性店铺征收的商业税收，因为古代社会并无完善的会计制度，官府征税也不统计店铺的铺本和盈利情况，基本上就是一种定额税。至于定得高是低，完全看运气而定。有的行业盈利极高――比如当铺，却只缴纳区区45两一年的税收，街边的小铺子，一年却也得缴几两银子的税。
广州的门摊税，是由各行的公会收取，没有组建公会的商铺，则是由官府制定牙商包揽代缴――这里面的花样有多大，不问可知。
艾志新看了下整个广州一府两县的门摊税总收入，每年可得大约一万多两――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是距离他的心理预期还少得很。
房地契税，是按照卖价或者典价的3％征收。不过这个税种在许多地方多年不征收，琼州府所辖各州县更是连征收纪录都没有。艾志新发现，广州府不但一直在征收，而且契税收入相当高，仅南海、番禹两县，每年在契税上的收入就有2000两之多。这大约是因为大城市商业繁荣，房地产的价格更高，交易更为频繁的缘故。
至于酒醋税，这是明代延续宋代的税种，酒醋专卖在宋代是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不过明朝对工商业的管理水平极低，并不能有效的控制酒醋的生产和流通环节，所以这项税收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大明的税负不是太重，而是太轻。”艾志新在五道口的新区财政工作会议上如是说，“潜力远远没有发掘，还吹什么大明gdp如何如何，论到财政剥削效率，大明已经是个标准的落后国家了，不要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在东亚连日本都不如。”
在艾志新看来，明政府的税收普遍存在征收效率太低的问题，征收环节中损耗极大，跑、冒、漏严重。说是大量征发使用无偿的“皂隶”来办事，实际的隐性人事成本大的惊人。
要建立自己的税收队伍并不容易，特别是这支税收队伍在保持效率的同时还得大致保证大致的“廉洁”――即使是在21世纪，有着制度保证和无数条文规章和内控稽查手段的现代税务机关里，照样有人出身贫寒却在开宝马住别墅。
要以元老院现在的教育和行政体系来组建一支艾之新还看得过去的队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者直接征税的问题甚多：第一是耗费人力，过去农业税没有取消之前，征收农业税消耗的行政人事成本往往抵消了征收来得税款；其次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因为征税引发的矛盾甚至暴乱，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最后，现代税务是建立在现代财务制度上的，而大明的工商户使用的还是四柱结算法，较小的店铺甚至干脆只有流水账。
要推行新税法，就必须改会计制度，要让商人习惯于现款不过夜，强迫他们采用银行票据交易，而不是直接用现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收税却是迫在眉睫。
如果采用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过去他们实行过得“合理负担”。即由元老院提出“负担”总额，再由纳税户开会评议，各自自报承担份额。这种征收办法阻力最小，现在广州已经建立了工商业联合总会，采取这种方法很容易见效。但是艾志新认为这是过去他们缺少政权组织的时候采取的便宜之计。
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那么税务机构制定的各种税率就毫无意义了，因为要么征收的税额低于税率，直接向工商户让出了利益；要么高出税率，那么税收就变成了“摊派”。加重了纳税户的负担。
最大的问题是：一旦采用这样的做法，势必要通过工商总会和各个行业公会，等于让这些机构操持了税务权力，容易造成税务分摊不公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