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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出发前才临时征发的兵丁和在梧州本地招募来的，那就得从头开始了。
队伍分成两部分，各自赶去操场开始训练。操练的时候以个中队为单位，每个中队按照一比十的比例配备十名教官。教官全部是伏波军的上等兵和军士。作战经验不说有多丰富，至少在部队里待了两年以上，各种条令、队列早就被训的滚瓜烂熟了。
杨二东因为是在本地招募的降丁，自然就被列入了“全训新兵”的队伍。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队列，每个人记住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集合的时候迅速列队――这个不断太难：记好前后左右的人很快便能站好。接着教官开始操练“立正”“向右看齐”等几个简单口令后，就再没发出新的指令，只是背着手、攥着三尺长的白坯木的军棍，一小队为单位绕着转圈。有人探头探脑、动手挠痒痒，立刻就挨了一棍。
“没听到新口令，谁都不准动！”教官们凶相毕露，挥舞着棍子喊道。给伪明当过兵的人管这一套叫“杀威棒”，为的就是教这帮乌合之众听话。
这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中间敢动的每人都挨了一棍。有人体质虚弱的，站着站着就弯着腰吐了一地，回头也挨了一棍；还有人站得久了捱不住，向教官求饶，结果被揍到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又被一顿乱棍揍回了队列里死撑着才算完，只有那些晕倒的人才能免于挨揍――拖到一边兜头浇上一盆冷水。
杨二东“见多识广”，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澳洲人是“来真得”，连偷眼去看都不敢，只能任由惨叫左耳进右耳出。半个时辰后，这场酷刑才算结束。
休息了半炷香的功夫，紧接着又是“立正”，教官们指派了临时的小队长和士官，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们的脸，教了如何敬礼后抻着自己的肩章宣布：以后见到带臂章的人，不敬礼者统统十军棍、罚蹲两小时。这回一直站到了晚饭才解散，表现最差的小队全中队还要继续站到午饭结束，等大家吃完才准吃饭。
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味道倒还不错，感觉里面有荤腥――到底有什么，谁也吃不出来。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教官们说的都是“新话”，而士兵们各操方言，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那就是广州官话了。
除了少数“见多识广”的士兵――比如杨二东，他听得懂“官话”，所以这“新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大多数士兵听到“新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
这么一来，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教官们只用新话发号施令，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精神注入”。
口令即听不明白，条令规矩多得要命，虽说有《军人手册》，但是多数士兵目不识丁，根本记不过来。于是训练场上便动不动挨揍，一边被揍还得一边大声重复自己的罪名――还得用新话念，念的不标准也得挨揍。被揍得多了大家也归纳出了经验来。总的来说，凡是没被命令去做的，就通通都不准做，谁要做了就要挨军棍。
晚上回到宿舍――新训中队的宿舍就设在“三总府”里，空的厅堂里铺上干草，遮风又避雨。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丘八来说算是不错的住宿了――所有人的腿都僵硬地回不过弯来，身上更是到处都疼。一个个勉强爬到草铺上休息。
“这一天挨的揍，比二十年挨的揍合起来都多……”李普惇慢慢的挪着坐在草垫上，龇牙咧嘴的抱怨道。他亦是梧州的降丁。
“幸亏这澳洲老爷打人用的是细木棍，要是换成了大明的军官，今天非给活活打死了……”
“那军棍就别说了，能把肉都给打飞！”有个兵说，“早年我见过一回，巴掌大的肉片都飞到旗杆上了，骨头都露了出来……太惨了。”
“当兵吃粮，到哪里都不是苦差事！谁叫咱八字不好的！”有人叹道，“我十五岁死了爹，只好出来当兵吃粮，到现在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老娘是不是还好……”
“怎么样了，你娘又给你找了个新爹呗……”
“放你娘的屁！”这边就要动手，马上又被人拉开了。
“挨揍没挨够，你这是要去送人头？！”杨二东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澳洲人他x的巴不得你们乱来，他好来杀人祭旗。”
“二东哥说的是。大家都是袍泽，少起哄了。”
“澳洲人凶是凶，总算不乱杀人。吃也吃得好！就不知道这澳洲粮能吃几天！”
“想吃粮还不容易？吃不了澳洲粮再吃大明的粮……”
“你少他x的作死！”有个年龄较大的老兵斥道，“不要命了！”
正说着话，忽然外面有人喊叫：“你们几个！别躺下挺尸，都起来烫脚！”
“丢你老x，”李普惇不觉低声嘀咕道，“折腾一天还没个完！”
“算了，人在屋檐下，咱们如今吃的是澳洲粮，就得服他管。”其他人劝着，一个个从草铺上爬起来，一瘸一拐的往外面走来。
站在外面的是中队长李冬，曾经在伏波军里服过两年役，后来被发现是扁平足退伍了，这次重新征召就进了国民军当军官。按照新训中队的兵混子们的看法，李中队长有点太年轻了，所以“太嫩”。不过今天一整天他们已经被李冬给“狠操”了一番，谁也不敢说他“嫩”了。
“训练结束之后，全体人员都要盥洗烫脚。”他横扫了一眼七零八落的士兵们，“你们！两人一组，去伙房挑热水，你们，去补给处领木盆！”
整个新训中队便在军官和教官的监视下，盥洗、烫脚之后挑泡。烫脚有助于消除疲劳，挑泡有助于行路――这都是兵丁们知道的，不过平日里在营伍中很难有这个条件：不论是木盆还是热水，都不是随手可得的东西。有时候时运不济，连水都喝不上，哪里还能烫脚！
澳洲人倒好，不但管烫脚，就这木盆还是一人一个的，发下来就叫士兵们在盆上刻名字――杨二东心想这个太奢侈了，一个人一个盆，光他们国民军大队就有三四百号人。这木盆一看就不是本地产的，多半还是澳洲人从临高运来的。
难怪老爷们都说澳洲人行事“奢侈”、“琐碎”。
“刻上了字就归宿你们个人保管！木盆不得混用，不得借用，否则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丢失损坏必须如实上报！”
吩咐完毕，教官们却并不离开，亲自在旁监督。直到每个人都整理个人卫生完毕，又是亲自检查，毫不含糊。
晚饭是混合菜糊糊粥，吃起来和中午的混合绘菜一个味道，只是里面加了米去煮。吃过以后，众人以为可以就此松快下，没想到李冬又宣布开始“文化学习”。
下次更新：第七卷…广州治理篇354节
第八十一节 第一次任务（）
操场上点起亮堂堂的松明火把，人员按中队集合。
黑板是就地制造的，木板涂黑墨，要么就是大户人家的画案、八仙桌的桌面来凑合。只有粉笔是从临高送来的――运送木盆、粉笔这类“非作战”物资让洪部长叫苦不迭：这些东西大大增加了后勤补给转运的复杂度。
教官是在梧州的归化民干部和军官，至少都是乙等文凭的持有者。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扫盲。
这个时空的识字率本身就不高，普通士兵大多出身社会底层，文盲比例极大。按照入伍时候的初步调查，大部分士兵的文化水平只能认出自己的名字：当然这名字还都是极简单的陈大王十五之类的。
总参政治处的魏艾文在发给全军的“文化教育训令”中明确指出，“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要在文化教育的同时潜移默化的进行“政治教育”。为此，真理办公室和政治处专门编撰了专用的《军队文化教育课本》，并且每年根据时势变化进行修正。
最新的《课本》内容里加入了为了大陆攻略而特意添加的诸如：“一定要拯救受苦的同胞”、“被欺压的百姓们起来迎接元老院”、“推翻伪明暴政”、“元老院来了有饭吃”之类的标语类的示范句――士兵们学会了可以直接当标语刷在墙上。据说这个主意是解元老出的，解元老又是个特别喜欢谈“宣传的作用”的元老。所以特别交代钱多：对国民军的文化政治教育要抓紧。
初步的教育是扫盲训练，从教授简单的基本用字开始，再逐渐讲授一些和军事、政治有关的词语、短句。算是循序渐进。
然而对被训了一整天又才吃过饭不久的国民军新兵来说，文化学习不啻于一种催眠曲。没过几分钟，便有人打起了瞌睡――少不得又被教官用军棍打醒，还要罚站着听课。
于是整个操场上到处是挨军棍的士兵的惨叫声和教官的斥责声，混合着此起彼伏的哈欠声。
一堂课三十分下来，大多数士兵字一个没学会，倒是又挨了不少打。
一声“解散”，让睡眼惺忪的大头兵们如蒙大赦，赶紧回去睡觉。
杨二东因为打瞌睡，被罚着站了半小时，也就跟着打了半小时的哈欠，眼泪鼻涕都出来了。浑身又酸又疼，只觉得眼前模模糊糊。“先生”的身影在桌子前面晃来晃去，就是看不清也听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连“解散”都没听到，总算李普惇拉了他一把，才算回过神来进屋睡觉。
折腾这一天个个都累得沾；铺就睡着，结果在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营地里便吹响了起床号，对起床号还很陌生的士兵们大多没有及时反应过来，直到集合鼓的“咚咚”声才把人从铺位上叫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