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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的农轻工业产品可能包括：各种酒、白糖、缝衣针、丝绸、玻璃、陶瓷、罐头、纸张、化肥、胡椒、茶叶。
“其中香料、茶叶、丝绸、陶瓷，采用转口贸易，我们自己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以中间商的形式进入贸易。
“其他的产品则由工业口来提供。这些都是我们掌握有独特的技术或者产能优势的产品。
“相对高技术工业产品则是：药品、肥皂、味精、光学仪器、精密仪器工具――后几样东西只要比当时的欧洲产品造得好一些就可以了。不但可以获得返销欧洲的利润机会，还能借此机会使得欧洲科学体系产生对我们产品的依赖性，消灭其创造性发明，吸收对方的优秀科技人才，最终达到彻底瓦解和消灭欧洲科学体系――钟博士听到这里眉飞色舞：“这下我可把要惠更斯给坑了！算了，顺便把他招募来当我的助手吧。”他忽然眉头一皱，“要命，今年他才生出来。要给我当助手起码也得再过20年啊。”
“惠更斯是谁？”
“现代钟表的发明人。”钟利时说，“严格的说是钟摆原理的发明人。不过这些发明权我决定归功于本人了。”
马千瞩说：“钟表对我们来说很有用，但是作为贸易品只能算是奢侈品，我看不出大明的老百姓有精确计时的需求。”
“欧洲人应该有比较大的需求，他们航海发达，精确计时对航海家的海中定位非常重要。”
“这么一来，等于是彻底的摧毁了未来的欧洲钟表业。”陆荣沉浸在他的“贸易制敌”理论中。
马千瞩点点头，适宜他继续。
“然后是造船、各种印刷品，都有很大的竞争力。”
李海平说：“嗯，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半的时侯，象方便面厂啊，罐头厂啊，米粉厂啊，应该鼓励当地绅商来投资了吧。我们提供廉价技术与机器，他们投资办厂经营销售。我们拥有这些东西做什么？民用工业，只要不是核心的东西就交给私人去搞，他们更懂得怎样经营赚钱，我们只要教给他们现代工业生产组织与企业管理就可以。”
王洛宾说：“这个太遥远。眼下还是搞计划经济合适些――计划经济有利于统一调度人力物力。再说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的产业工人，这不是一年二年就能出效果的。你把企业私有化了，资本家的特性是牟利，他才没兴趣来培养什么产业工人。而且临高也不见得有这样能力的绅商。”
于鄂水却连连摇头：“诸位，虽然我们贸易立国的基调不算有问题，但是你们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
众人的目光一起扫了过来。
帝都历史学宅男不慌不忙道：“诸位，在你们继续讨论之前，我先得给大家读几段文字――最近看了几本清末外国人在中国见闻的书，感觉封建小农经济的消费习惯与现代商品经济完全是两个位面的事。现摘录几段，泼点冷水：”
“所有的中国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一处不能用的，保险用在另一处，一些碎布条也要物尽其用，用来纳鞋底……这些物品始终会尽其所用，最后的下脚料也要和其他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
“……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个小时，行程23英里，然后又走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46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5分钱。”
“……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嘎嘎作响，这是因为缺少润滑油的缘故……然而那些神经麻木的人认为嘈杂声比油更便宜，宁愿嘎嘎响也不上几滴油。
“一位中国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身尘土，就用一把旧条帚给孩子扫土。一位好奇的外国妇人说道‘你的孩子每天都洗澡吗？’‘每天都洗？’中国妈妈惊怒地回答，‘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即使打出‘比土还贱’的招牌，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一般不可能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但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修整。因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所有的人都图便宜，于是就没有现成货了。
“这些描写固然可能有偏颇及夸大其词之处，但至少可以证明小农经济社会的消费观与现代人迥然不同之处。从中可以总结出古代――至少是明清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普遍消费观：时间、体力、舒适、便利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能节约哪怕一个铜板，就可以尽情挥霍这些“免费”的元素。从现在一些老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消费习惯的残留……“我们迄今为止，严格的说还没有真正的涉足大众消费品的生产。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课题：在这个时空走经济路线搞贸易立国的，要如何改造古人的消费习惯？”
（未完待续）
第六节 贸易的讨论 二（）
季思退不屑道：“这是我大清之伟业非大明之盛世也。”
“虽然不想卷入某些无味的争执，但必须说这是事实。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商业活动必然更加活跃，而这反映出的就是人均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较高水准。”马上有明粉支持化工部部长的观点。
“还有一个因素是清末厘金极重而明代几乎没有税关。所以清末商品流动其实很差大家都倾向于本地化的自然经济生产。”季思退继续道。
杜雯侃侃而谈：“明后期商品化率提高的结果就是剥削的加重和社会的动乱，旧中国一百年也是如此。另外，清的商品化率低和地主乡绅势力受压制，人口增加和旧交通环境下城镇人口承载力不足有关。”
“不要谈的太远了。”马千瞩制止了杜雯的继续高论，杜雯听话的闭嘴了。
“我觉得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夸大了，一般老百姓有多少消费水平，d日到现在大家有目共睹，诸位觉得这样的社会有多少购买力？”
“你这个比喻不大好，21世纪的临高的消费层次也不高。”
“即使是21世纪的临高，它也是个商业社会，而非自然经济社会。区别很大。”
“拿不管是哪个时空的临高来做例子是没什么意义的，”文德嗣说，“正如对那些改革开放初期期望在中国能够‘每个中国人买我一样东西’就能发财的外国资本家一样。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还是不会买他的东西。消费能力自古至今是只集中在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地位其实和这些资本家是一样的。市场看似广大，但是我们只能挑选那些有能力的地区去销售。广东、江南、京师才是我们商品的销售市场――其他地方就自动忽略好了，中原和西北的老百姓连当太平狗都没门，不会来消费我们的产品。”
罗铎说：“这些地方就自动过滤好了，只谈文总说的可能的目标吧！没有厘金，商品流通性就好么？根本问题是老百姓没有钱，他拿什么来消费？这跟消费习惯没关系，没钱自然要节省。之所以不消费，还是一个字：穷！”
“我看未必：看本地的地主就知道了。再怎么一个土财主，其实顿顿吃细粮、吃肉都没问题的。但是消费水准呢？多数地主平常还经常吃番薯粥。肉也是逢年过节才吃。”
杜雯说：“宗族小农经济条件下很多情况下劳动价值加勤俭节约是积累原始资本的唯一出路。农业劳动的习惯使人们回避投机主义价值观和风险价值观。”
于鄂水点头道：“所以说，走内销商业路线就必须从改造消费习惯开始，但具体要怎么实现呢？”
“培养中产阶级。底层人民的购买力是很有限的。”
“太简单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万能论。”杜雯对这样没深度的发言嗤之以鼻，“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习惯至少要做到山点：一、改变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加上改变农业自由资本主义价值；二、缔造出一个“中产阶层”；三是提高整体人均经济水平。第三点在古代或者二次工业革命前是个过于缓慢的过程，穿越者有生之年不要指望全国人均经济水平有几倍的提高。第二点要注意：不是资本家或地主阶层，不过要克服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规律缔造一个枣核性社会依然相当困难。而且在古代人均经济水平有限及提高不可能很快的情况下枣核性社会依然是对社会稳定有破坏作用的。总之：自然经济社会是个相当稳定的体系，要改变它不付出大的社会动荡及代价是不可能的。”
“一听女王念主义，头就是注定要疼的。不过去掉那些华丽的辞藻我还是觉得你说得不错。”何影说。
马千瞩说：“不要人身攻击。有论点谈论点，大家围绕问题谈。”
“我也赞同罗铎的说法，还是要从经济角度入手来看消费习惯。”吴南海说话了，“有钱了自然会消费，还要找消费习惯。每天愿意多等半小时时间，只为了那一块钱车票的公车。这样的家长往往却愿意花上千块钱为孩子报名补一个所谓的艺术学习班。”
“不然，不然。经济条件只是一个因素。比如大家都觉得卖肥皂是个方向。其实无论是自家用还是帮佣的，亲手用到肥皂的基本都是下层劳动人民。而这种节俭的习惯往往并非出自某种责任心，而是纯粹的习惯使然――纵使是在洋人宅里帮佣的，也会习惯成自然地为主人作不必要的节约。”
“我们的肥皂算是奢侈品一级的。专门给太太小姐用，对了名妓也可以啊，秦淮八艳现在应该已经成名了。给她们试用不就成了活广告了？”
“那才能卖掉几块啊？！”
“其实肥皂的需求应该是很大的，凡大多服务行业便有相当之需求。不论是妓馆、食栈、药堂、汤浴、戏楼、艺苑还是矿场、布坊等等，这些就已经是巨大的市场了，哪怕没有肥皂用皂粉都是一个概念。何况肥皂的成本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