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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三生道：“杭州往南京、扬州，还好说。漕船北上重载，即使带客揽货，数量也有限。稍稍有几个钱的人，也不愿意去和粮包挤一堆的。就是从扬州南下，船只是空载。这份利益他们是肯定不愿意吐出来得。”
漕船无论北上南下，带客揽货都是顺路的事情，所以收费也比较低廉。对起威的大众路线能够形成竞争的关系。就算漕船不起哄，不闹事，单纯竞争起威也未必能稳操胜券。
毛三生到上海之后，已经在江浙地区周游了一圈，考察了当地的状况，对开设船行的事情不大有把握。
“若要开办，运河上的买卖我们恐怕很难插手。卡、闸上的陋规也太多。”毛三生说道，赵引弓说道：“既然运河上我们不容易插手，就从长江上动手。”
毛三生为难道：“长江上恐怕也不容易。”
长江是天然的黄金航运水道，但是在本时空，在长江上航运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除了横行水面的水匪，当时的长江航道未经过疏浚，也没有水文资料，全凭水手的口耳相传的经验。不熟悉航行情况的人行船，即使在以江阔水深的扬子江段航行也有搁浅触礁的危险。
长江上行船的水手，同样是拉帮结派，同声共气，要招募能领航行船的水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古代社会的结构具有超稳定性，一般人很少会离开团体另投他处，更不用说起威这样完全的外来户了。
“不碍事。”赵引弓道，“会开船的又不是只有他们。他们不就是在江面上多走了几年船吗？无非是有一点经验。他们不肯来应募的，我们也有办法把航道测量出来。”
测量长江航道原本就是杭州站的一个重要使命。所以赵引弓对可能缺少领航人员并不以为意――他们有现代科技培养出来的航道测量人员，用不着使用纯经验主义的传统水手。
赵引弓和毛三生商量了一天，最终决定首先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湖州这五个城市设直营外柜。
直营外柜主要经营客货运输业务。对外悬挂“起威栈”的字号，下面标注小字“起威镖局联号”。
每个起威栈都设有货栈、客栈，轿脚行和船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之外还供应客商住宿、寄存货物。以后还准备在栈行内代理德隆的汇兑业务和邮件服务，形成真正的一条龙服务。
根据赵引弓的指示；只要有可能每个外柜都要尽量靠近水路码头――最好是自建码头，以便就近使用船只。
因为建立自己的船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现阶段船行的业务主要采用“联营”模式。即船主自备船只参加联营，由起威栈负责招揽业务。客、货运输按照总号的规定统一运价。
船主按照各分号开出的客货运输滚单运送，按单沿着规定线路运送到站。船主不收取货主或者旅客的任何费用，全部费用由货主旅客支付给分号――从广东时代开始，张信就革除了“赏钱”的陋规。规定一律按价格表收费，不准收取讨要“赏钱”。
车船店脚行之所以惹人反感，很大程度上就有老板给予伙计的待遇极其菲薄，有的甚至不给工资，伙计的收入全靠“赏钱”，所以只要有可要挟的地方，伙计必然要讨要“赏钱”，以至于形成行业陋规。镖局虽然从来不讨要赏钱，但是走镖结束之后客户给“赏钱”也是惯例。是镖师的一项重要收入。张信革除陋规的时候明确把人员薪酬、津贴开支也加入到运输价格中去，把这个陋习彻底的革除了。
船主运达之后，凭抵达站的盖章的运单到派出站结算运费，按月结算。每个月结算的运费中要扣除2％。作为运输意外保险：一旦出现船只在外派中按照规定路线和行程航行而遭遇沉没、损毁、匪徒抢劫、船主或者水手意外死亡的，由起威负责赔偿。
这笔保险金实际由德隆上海分行收取进行承保，除了航运险之外，起威还代销货损和旅客人身保险。保险金计在运价之内，一旦出现意外即可给予赔偿。
原本张信在广州推广这一保险制度的时候，曾经想将保险金作为明确的收费项目单列，由旅客和货主自由选择购买与否，但是孙可成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时空的船只运输船主没有保证人货安全的义务，出现货损、死亡事故的，船主赔偿与否全第一看货主的身份地位，如果是官绅或者地面上的有力人物，船主倾家荡产也得赔付；若是一般的人，全看船主的信誉和良心，陪多少是并无强制性。
倒是镖局一向有丢失镖物赔偿的规矩。当然镖局的收费要比船行、脚行高得多。所以孙可成建议不必明确提示保险费，只要打入运价然后明确说明货损包赔货物，人伤亡给抚恤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免予是否购买保险的争论，而且还能给起威带来商誉。
船户参与联营运输的，必须统一接受调度中心和各分号的调度，按照外柜开出的客货运单装运人员和货物，不准私带私运。船只要按照规定路线和时间航行。出航和回程登记时间，每个班次均有明确的抵达和回航时间，如无正当理由耽误回航时间的，就扣除“延时费”。确保联营船户在半途中不绕路私带。
船只根据状况，每三个月接受一次“小保养”，每年接受一次“大保养”。保养除了对船身进行维护之外，还加以重新油漆修整，保持船体始终清洁整齐。保养期间起威船行发给生活费。保养所需要的开支也由船行支付。
船户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为了鼓励船户长期服务，不至于经常流失，赵引弓规定：在营业淡季，没有出船起威栈也支付基本生活费。
每一艘参加起威镖局“联营”的船只，都要悬挂起威的镖旗，统一在船头镶嵌起威徽记，书写所属分号、客货性质，再用千字文编号，做到一目了然。
（未完待续）
第九十八节 天水桥教堂（）
除了包船业务，各分号每天定时发船若干班次。旅客班船无论人满与否，到时必发。以期能够准时抵达。货船尽量结伴而行，每队6~12艘，每一船队配一名管事，负责沿途采买和关闸上的交涉，另有水路镖师一名带若干专职保卫人员，负责行船安全。客运班船如果要经过治安不好的地方，也要配备若干保卫人员。
因为旅客班船是按班发出，所以每个外柜还可以藉此收寄信件。这倒不是张信的首创――本时空的私人航船早就代办这类的业务。江南的商业活动频繁，人员流动多，除了私信之外，各种商业信件的流通也有很大的需求，赵引弓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商机。条件允许的话，他还想开辟北京到江南，江南到广东的客货运输和邮路。当然这种涉及到跨总号的业务得由广州的总管理局统一协调。
毛三生在各地紧锣密鼓的按照这一套路组织江南总号的客货运输公司，特别是争取联营船户。赵引弓深知此事并不容易――若是不能提供给船户足够的利益，船户何必来参加联营受起威的剥削？
他知道眼下谈什么“参加联营可以增加业务量”之类的纯属空话，要拉拢船户，第一就是要给船户找靠山，使得船户们觉得安全有保障。衍圣公府在明清两代都从百姓中大量收纳“府户”。微山湖一带就有很多渔民就自愿投充，宁愿为孔家服役送鱼虾，求得就是为得到衍圣公府这座靠山。
澳洲人的牌子在江南打不出，杨公公在江南也谈不上有势力。他得另外寻找地方势力来充当保护伞。
为此，他和金立阁一起去拜会了天主教的杭州教会。
杭州的天主教会设在天水桥附近，此地是1627年由杨廷筠所购，然后在此修筑小教堂一座，附带教士住宅和修道院。由传教士郭居静主持居住――这个时候，郭居静全面负责江浙两地的传教活动，等于是江南地区天主教会的最高负责人。
天水桥天主教堂外表上看不出是一座教堂――因为当初就是用宅邸改建的，若非从院墙外能够看到里面礼拜堂顶部的十字架，行人是不会注意到这里原来是一座“十字寺”。
此地就是整个江南地区的天主教会的总部。金立阁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不顾人还在街道上就画了一个十字。
赵引弓关照贴身小厮集英上门投帖，不到片刻，大门已经洞开。里面出来两个人将他们迎了进去。
院中的建筑却和外面大相同，这里修建了一座略有哥特风格的建筑物。当中一扇带石阶的门，四面开着许多窗子，周围装饰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花纹图案。从敞开的门窗看进去，屋顶很高。天主堂旁边另有宅邸，供教士们居住，赵引弓一行人通报之后，郭居静很快就出现了。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意大利人，有着已经变得灰白但是依然很漂亮的长长胡须，高高隆起的的鼻子。不过，他那头鬈发却按中国式样直梳上去，象中国儒生那样，戴了一顶方巾，身上穿一件白色的布直裰。
郭居静在传教士中素来以“髯长而美，身材魁梧”著称。他出身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贵族家庭，风度仪表都很出色。以至于在1606年引起广东骚然的“郭居静事件”中，广东官民中谣传葡萄牙人要拥立他当中国皇帝。虽然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在本时空是非常高寿了――看上去依然很健康。他曾经在澳门专门学习过汉语，又在韶州、南昌、南京、上海等地传教，从1594年他第一次抵达澳门，这位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待了将近四十年了。一口南京官话说得十分流利。他在传教士中的地位很高，当初利玛窦进北京的时候，南京的等地的教务就是由他代理的。
看到赵引弓和金立阁到来，他微笑着降阶而迎。
特里阁神父见到这位神父的时候，激动的不能自已――最初进入中国打开局面的第一批传教士中，利玛窦、熊三拔、金尼阁等人已经先后去世，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