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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他旁边的谭森小声说：“老汪，你的发言还是以前写文字材料时候的老套路。”
汪泉看了谭森一眼，红了脸，接着说：“好吧，少说空话，讲具体事。长年住在部队的公寓房里，我对营区以外的住房小区还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但觉得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住两条，一是住房的质量要绝对保证，即使抗不了八级地震，也不能像谭参谋那样的呼噜水平就从天花板上往下掉土。”
谭森偷偷地在汪泉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汪泉往旁边缩了一下身子，又接着说：“二是住宅小区的生活设施要齐全配套，比如食堂、副食店、百货店、卫生所……”
“你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大而全，小而全。”谭林打断他的话插嘴说，“部队机关在生活上都依托社会了，你还想搞自我保障的‘独立王国’，副食店、百货店就没有必要搞了，建个容量稍大一点的地下停车场我觉得很有必要。”
汪泉不服气地说：“如果基本的生活条件不具备，要稍大一点的停车场有什么用，退休干部有几个开汽车的？地面有几个停车位，让外来的车辆临时用一用，我们自己建几个自行车存车棚就行了。”
“你没有汽车，你儿子以后会有，不建个停车场，他逢年过节给你进贡送礼，车往哪里停？”
“他会给我进贡送礼？现在的父母都是‘唐僧肉’，儿女们不啃你就算不错了。我有个退休的老乡，夫妻二人养的一个儿子一个姑娘现在都成了家，并且也都有了孩子。一到星期六，孩子们就像‘鬼子进村’一样，开始回来‘大扫荡’，吃、拿、卡、要，无所不为。他们折腾到星期天‘撤退’以后，老两口至少要用大半天时间‘打扫战场’。”
“你这话说的不对。”谭森说，“如果儿女们像‘鬼子进村’一样，父母们就应该‘坚壁清野’，奋起抵抗。事实恰恰相反，很多父母一见到儿女、特别见到孙辈们回来，往往是‘开门辑盗’，欢喜不尽，唯恐伺候不周、服务不到。”
汪泉点点头说：“你讲的这话也有道理，儿女们对付父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下星期不回来了’，让他们长时间见不到孙子孙女和外孙外孙女，这是儿女们是对自己父母们最严厉的惩罚。”
任复兴对汪泉和谭森说：“你们俩越扯越远了，经济适用住房的配套建设问题以后再说，咱们先讨论一下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一次见面时谈些什么问题。”
一直没有发言的邱副处长说：“与开发公司的谈判要进行很多次，谈判的过程也是表达我方意愿和了解对方意图的过程，要准备耐着性子打持久战。我认为，开始阶段我们与他们只谈两个原则性的问题，首先谈土地价格，如果土地价格谈好了，以后假如是他们接着给我们建房子，我们再与他们谈建房的合作方式和合作内容。由于情况不太明朗，具体问题刚谈判时不要过多涉及，涉及到了也不要扯皮，以免因大失小。”
“我同意邱副处长的意见。”樊工说，“由于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情不是太了解，现在对方处在明处，我方处在暗处，最多算是若明若暗，谈具体问题容量陷进去，造成以后工作的被动。要抓紧时间介入情况，研究对策。”
任复兴说：“邱副处长和樊工的意见很好，我们可以稍晚一些与开发商见面，谭参谋已经把军队和地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有关政策、规定复印好了，发给每人一份，你们都认真地看一看。我们下一步还要抽时间到其他部队机关去，考察一下他们与地方合作建房的项目，重点是到他们已经建成和在建的住宅小区去看一看，掌握第一手资料。”
“老干部们对机关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问题都非常关心，询问有关情况的人很多。比如说，将来我们的房子建成了，一套大约需要多少钱？公家可以补帖多少？个人需要掏出多少？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别人问起来怎么回答。”汪泉使劲地抽着香烟，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
任复兴说：“这个问题樊工讲讲吧！”
樊工说：“还是局长讲吧，我们听局长的！”
任复兴掐灭手中的香烟说：“我们建房子，就要让老干部们买得起房子，尽量压低成本，经济适用住房定价以后，公家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补助一部分，主要还是个人出资，如果成本过高，有的老干部除了住房补贴，可能把终生的储蓄用上都不够。”
汪泉听了任复兴的话，对谭森说：“没有房子想建房子，建了房子有有可能买不起房子，老谭，你们家钱多，帮我买一箱‘中华’烟让我抽死，再买一箱‘茅台’酒让我喝死算了，买烟买酒的钱等你也到了‘那边’的时候，我连本带利一块还给你。”
汪泉的话把大伙都说笑了。任复兴说：“我刚才讲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退休干部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能力有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定要把房价压下来。综合部的领导也讲了，既然要建房，就要让干部们买得起房，住得上房。”
汪泉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个很近的老乡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现在是个博导，他去年在北京市郊区刚买了一套房子，将近两百个平方米，花了七八百万元。唉，人比人得死，可咱还得活着；货比货得扔，可咱还得留着。”
“不要灰心丧气，你比他强多了。”谭森说。
“他经常外出讲课，加上工资，一个月的收入是两三万块钱，我一个月的退休费才几千块钱，我怎么比他强多了？”汪泉奇怪地问谭森。
“我不是说比收入。”
“那比什么？比成就，人家是桃李满天下，我是废纸一书柜。”
谭森笑着说：“我是说比本事，他是个‘博导’，你是个‘驳不倒’。”
汪泉红着脸捅了谭森一拳说：“我讲正经的，你小子净打岔。”
谭森说：“我是与你说着玩的，马驾辕，驴拉套，狗见生人汪汪叫，各有各的作用。人的工作岗位不同，收入也不会一样，你看那些‘星’们、‘腕’们，现在对他们是进行了一些限制，以前在舞台上打个喷嚏都能够赚钱，放个响屁都有人出资，你能比吗？”
汪泉说：“你说这话我爱听，人家骑马咱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有些一起当兵的战友，有的转业了，有的复员了，城市的下岗待业，农村的外出打工，我们也应该是知足了。要说每个人的作用，似马也好，如驴也罢，反正咱俩都差不多，你没有听有些人讲吗，‘瞎参谋、烂干事、助理员混饭吃。’我们俩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其实，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只要是能够吃饱穿暖心情好，其他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在职的时候，还讲身份、顾面子，退休以后都是老百姓一个，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几天，我们家乡的县长到北京来，请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在饭店里吃饭，他因为和我认识，把我也叫去了。那天吃饭的人员，其他的都在职，只有我一个退休干部。在餐桌上，有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有人劝我喝酒，我不想喝，也说是开车来的。其中一个老乡对我说，没关系，你放开喝，这个饭店的老总我认识，你喝多了让他找个司机帮你把车开回去，我说我的车一般的司机开不了，昨天刚坏了一个脚蹬子，还没有来得及修。”
汪泉的话又把大伙逗乐了。
给老兵安个家 第十章 代沟（）
汪泉刚进家门，汪月英就对他说：“念军的大伯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家老爷子想来这里到大医院检查检查病，乡卫生院的医生说，老人家脖子上长了个瘤子，他挺担心的，我给大哥讲了，如果要是检查病就赶快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再往家里打个电话问一问。”
听了汪月英的话，汪泉的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放下手中的文件袋，立刻拨通了老家的电话。电话是哥哥汪涌接的，他说老父亲前几天脖子扭伤了，昨天赶集的时候顺便去乡卫生院，想让外科医生捏一捏，结果外科医生说父亲脖子上长了个瘤子，搞不好还是恶性的，要抓紧时间检查确诊。
汪泉让哥哥尽快买一张火车票，将老父亲送上火车，到时候他在这边去车站里接。
打完电话，汪泉坐在沙发上，往嗓子里浇了一杯水，在嘴巴上栽了一颗烟。袅袅的青烟像是不断的思绪，又把他拉回到那个梦绕魂牵的遥远乡村。
汪泉的家和汪月英的家离得很近，都是靠近村前边那条东西走向小河的岸上人家，两家中间只隔着几户人家。村前的小河上有一座砖砌的小拱桥，小拱桥在汪泉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它弓着腰，每天从早到晚，把岸这边的人驮到岸的那一边，又把岸那边的人驮到岸的这一边。小河的南端蹲着两个被驯化了的石狮子，几十年都老老实实一动也不动地坚守着自己守桥的岗位，它们也见证了汪泉和汪月英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历程。
人在生活中，如果没有与“甜”的比较，有时候是感觉不到苦的。一年糠菜半年粮，肚里空着半截肠，还能够找到填充肚子的食物，每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也可以东拼西凑地集中起来交给老师，汪泉和王月英都觉得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正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真正感到生活的艰难，是在他们结过婚，有了家庭责任之后。有些时候，人会在看到亲人的苦以后，才感觉到自己的苦；看到亲人的难以后，才感受到自己的难，而自己本身的苦和难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反倒算不了什么。
汪泉家和汪月英家虽然都是姓汪，但是并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汪泉的父亲一个大字不识，但性格开朗，生活乐观，在村里人缘非常好。汪月英的父亲虽然认得一些字，但性情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