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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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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报纸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2) 
   
  为此我们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开了第一炮,接着是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美术家古元郑重地提出:《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局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局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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