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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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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夏衍同志就寄来三篇稿件,附信上建议由廖沫沙同志写第一篇“破题”文章,在5月4日开张,一是阐明《长短录》的宗旨,二是使读者知道今后有这么一个专栏。我们接信后立即告知沫沙同志,他果然精心作了“破题”,写了一篇《“长短相较”说》。因为是5月4日见报,他就从“五四”运动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个重大历史发展,谈到中国人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革命从此踏上胜利的道路,然后就谈到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学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因之一,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者从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一段话“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言声相和,前后相随”中撷取“长短相较”为题,归结到一切矛盾双方都有相生、相成、相较、相倾、相和、相随这对立而又统一的普遍规律,提倡分析比较、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方法,并含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意义。这篇《长短录》的“题解”,虽然充满哲学气味的思辨色彩,不同于一般的杂文随笔那样如行云流水,但是现实的针对性还是很清楚很精辟的。 
  夏衍同志寄来的三篇,在5月7日、11日、16日陆续见报。这三篇文章仍是夏公一贯风格,娓娓道来,以小见大,言近旨远,语气平和,尤其头一篇《从点戏说起》当时博得许多读者赞赏,不少作者也纷纷向编辑部打听作者是谁(他们从专栏的气势知道不是一般来稿)。这篇可作为《长短录》代表作的一篇,四年后竟被林彪、江青一伙御用刀笔吏们诬为毒草,夏公也为此吃了苦头。这是后话,容下面再表。为了让今天的读者看到这篇精彩的杂文,先全文援引如下: 
  从点戏说起 
  黄似 
  从广播里听了相声《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这件事出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同样是点戏,却表现出点戏者与被点者之间的不同的态度,也许可以说是不同的风格。   
 
缘起和经过(2) 
   
  ……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刚演完了,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谁是龄官?”贾蔷便知是赐龄官之物,喜得忙接了,命龄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作《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扭她不过,只得依她作了。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练习”,额外赏了……锞子食物之类。 
  这里,点戏者贾元春,是皇帝的宠妃,地位当然要比韩复榘的老太爷(侯宝林相声《关公战秦琼》里的主要人物——引者注)高得多了;贾蔷是戏提调之类,但他也算是贾门子弟;而龄官,却只不过是从苏州“采买”了来的小女伶,论身份,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奴隶。可是,这三个人在这里都表现得很有特点。元春认为龄官的戏演得好,加点两出,但是并不强人之难,只说“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看来并不内行,而且也还有点主观主义,所以就“命”龄官作《游园》、《惊梦》,而龄官却颇有一点艺术家脾气(当然,也可以解释作是对贾蔷的拿腔作势),坚持不演“非本角之戏”,贾蔷“扭她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是他并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总比韩复榘的副官通情达理得多了。龄官很有主见地演了自己的对工戏,而贾妃则不仅“甚喜”,而且还给了“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练习”的鼓励。 
  点戏者、戏提调和演戏者之间的矛盾,看来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妥善地处理。处理得好,看戏的满意,演戏的高兴,戏提调也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上下两不得罪;处理得不好,那么正如韩复榘的老太爷点《关公战秦琼》一样,不仅演戏者受罪,戏提调为难,而点戏者呢,也适足以暴露出他的狭窄、专横和无知而已。曹雪芹笔下的元春的性格是可爱的。她欣赏龄官的艺术,加点了两出戏,但是她并不下死命令,只是说“不拘那两出就是了”,欣赏演员的艺术而加点两出,又特别指出“不拘”,这中间就不仅有鼓励,而且还有了爱护和尊重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点戏的人是有气度而又有教养的。贾蔷为了卖好,也许为了表现自己的教习有功,也许是为了要让龄官露一手,可是这一下就表现了他的主观和不了解演员的特长和性格。至于龄官,那就刻划得更可爱了,她敢于在皇帝的宠妃面前“执意不作”“非本角之戏”,而“定要”演自己对工的戏,这种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 
  贾元春点戏只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插曲很值得我们深思。 
  《长短录》从1962年5月4日开始同读者见面,几位作者写得都得心应手。这种专栏形式,也被不少兄弟报纸的副刊同行借鉴,先后出现类似的杂文随笔专栏,如山东有《历下漫话》、四川有《巴山夜话》、云南有《滇云漫谭》等等,也算是一时风气吧。到了1962年秋天,随着最高领导人忽然发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又传来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断言,顿时霜天晓角,飒飒西风,作者们下笔便不那么挥洒自如了。到同年12月8日发表了孟超的《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之后,就无以为继,从5月到12月,七个月共发了三十六篇: 
  夏衍(黄似)九篇:《从点戏说起》、《草木虫鱼之类》、《也谈戏剧语言》、《联想》、《难忘的日子》、《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教子篇”补》、《历史剧的题材》、《力与巧》。 
  廖沫沙(文益谦)七篇:《“长短相较”说》、《小学生练字》、《还是小学生练字》、《郑板桥的两封家书》、《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跑龙套为先》、《药也会变么?》 
  吴晗(章白)五篇:《争鸣的风度》、《谈写文章》、《论不同学科的协作》、《戚继光练兵》、《反对“花法”》。 
  孟超(陈波)十三篇:《为话剧青年一代祝福》、《张献忠不杀人辩》、《一代诗史当铙吹》、《白蚁宫的秘密》、《甘为孺子牛》、《漫谈聊天》、《何必讲“打”》、《陈老莲学画》、《谈“质”与“文”》、《谈从望远镜中看人》、《读陈亮词旁引》、《枫叶礼赞》、《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 
  唐(万一羽)二篇:《“谢本师”》、《尾骶骨之类》。   
 
污蔑演成闹剧(1) 
   
  我们“四清”工作组5月下旬离开罗家峪大队撤回北京时,已是满城风雨、电闪雷鸣。我一回到报社大楼,就遇到两件震惊的事:一是邓拓同志自杀,他面对种种无耻的污蔑和迫害,用生命维护自己作为一名老共产主义者的忠贞和人的尊严清白。二是在我们文艺部办公室里,偶然看到一份文章的清样,题目赫然是《长短录批判》。赶紧匆匆读了一遍,文章显然尚未定稿,但是口气极其严厉,同当时报纸上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调子几乎相同,等于是《解放军报》那篇点名文章的具体化。首先就将《长短录》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反党黑店”,目的是“歌颂资本主义之长,攻击社会主义之短”。其他罪名之多,数不胜数,现在还有些印象的,是“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反革命勾当”。当时那几条编辑和写作方针一一被逐条指责:“表彰先进”是“表彰各种各样的反党分子,为他们树碑立传”;“匡正时弊”是“矛头指向党中央”,是“向党进攻”,要“匡正毛主席革命路线”;“活跃思想”是“矛头针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反动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增加知识”更是“散布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毒害人民群众和青年”。报纸副刊请几位固定作者共同负责一个专栏被指斥为“报社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相结合”,正常的编辑工作是“内外勾结,为反党分子大开绿灯的阴谋活动”。看到此处,我不免心惊肉跳,这两句话已经将《长短录》五位作者和支持它的报社领导以及我们文艺部具体负责的编辑人员,统统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帽子了。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妙文一直没有见报,我后来一直懊悔当时不曾在乱中留下一张清样。 
  5月底,陈伯达带领一批人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原报社的各级领导人统统靠边站。陈伯达将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定为报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大家族”,对他们的批斗随即开始。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长短录》作为“炮弹”,进行轰击。吴、胡二人站在台边,面向会场。主持大会的人声色俱厉地要他们交代炮制《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 
  吴冷西不紧不慢地回答:“那个时期副刊杂文比较少,文艺部同志有个打算,请几位老作家共同写一个杂文专栏,可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编委会同意他们的想法……” 
  这算什么交代?“造反派”立即打断,不许他说下去。于是转而质问胡绩伟,要他老实交代如何利用《长短录》恶毒攻击江青的。 
  胡绩伟抬起头眨眨眼睛:“哪有这样的事哟!” 
  台上台下一时沉默,不知下面怎么进行,只见会场上有一位突然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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