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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教授原来的意思是想要竺可桢再去想办法弄点钱，但实际上那时再去向当时只剩有丁点地盘的国民政府要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只能够是这样一个办法，就是自己认了。因此他就在言语里就有了责怪竺可桢没有政治手腕的意思。
束星北责怪竺可桢没有政治手腕，这样的话激怒了竺可桢，他当即回答：不久就会让有政治手腕的人来做校长。
竺可桢校长的回答，让束星北教授自知失言了，只得转身离去。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从宜山搬迁之时，繁杂无序，好像大学校长的工作就是搬来搬去，使竺可桢再次萌生辞去校长职务的念头，希望能一心从事自己钟爱的气象研究。
但是一到遵义，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子、场所供学校来使用，竺可桢只好又把辞职念头暂时放在了一边。
（二）。
由于房屋紧张，学校只能决定分散办学。一年级的新生只好被暂时安排在离贵阳南面30多公里处的青岩古镇居住和上课。
2月9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在青岩迎祥寺正式开课，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寺庙的一个小山洞里讲起了微分几何。两个星期后，其他三个年级也正式开学。师生们开始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走入平稳，但是校舍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
过完乙卯年的除夕，竺可桢校长立即派人到75公里外的湄潭县考察校舍。在竺可桢校长离开宜山时，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曾写信邀请浙大到湄潭办学。
严溥泉县长是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有知识，很也远见的，很开明的一个县长。当他得知国立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从宜山来到贵州选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到湄潭来考察。
湄潭县位于遵义东面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峰峦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这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素有“小江南”之称。虽是偏远的小山城，但在抗战烽火几乎燃遍中国大地的时期，这里的确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第六十三章别样的长征（11）（）
4月5日，湄潭到遵义的公路通车，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以及师范学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师生，乘校车搬迁到湄潭。湄潭县长严溥泉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当时的湄潭县，人口只有100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迁入后，让这座封闭的小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湄潭人唐德声，当时只有13岁，他对这群大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唐家当时开了一座茶馆，离学生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既比简陋的宿舍舒适，又有茶喝，每人只收一二角钱。学生们大多一坐大半天，唐德声的父亲明知亏本，还是非常高兴地欢迎学生到他的茶馆里来看书、喝茶。
学生们大多是每个人一套长衫，就是经常冬天就是屁股后面有炉灰，长衫的后面，因为他们大多是江浙一代的，还是比较怕冷的，喜欢烤火。但是他们读书还是很用心的，他们都喜欢坐在唐家的茶馆里。
浙大迁到湄潭后，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由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
当时作为湄潭人，是男女之间是很封建的，特别看到女人下河更不习惯，所以当时舒鸿，那个老教授，当时就把女生男生都带到我们湄潭中学门口，跳河，在那个地方游泳，游泳呢，女生，他是把女生的下巴拉到手里，就是教他们游泳，就是这样回事，还是很开放的。当时嘛，确实在湄潭的时候，这些是改变了湄潭的一些封建的看法、做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国立浙江大学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从青岩搬到了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整个浙江大学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战时教学时期。
5月11日，已经丧妻两年的竺可桢与陈允梅女士在遵义举行结婚典礼。婚礼结束后，竺可桢向一些学生、教授分发自己与妻子的结婚照，以作纪念。
这一天，数学系主任苏步青没有参加校长的婚礼。一天前，他带着校长竺可桢资助的900块银元，从遵义出发，回温州老家接自己的妻儿。三年前，为了躲避战火，方便随校迁移，苏步青把日本籍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送回了老家——温州平阳。
苏步青每年放假都要回去一趟，后来老这样也不行，因为苏夫人也不方便。因为她讲中国话总归还是没有讲得很好，不能够到外面去买东西。当时国人对日本人嘛，是太恨了，人家管他们的孩子都叫小日本。
此时的温州尚未被日军占领，家眷不在身边的苏步青饱受思念之苦。竺可桢了解苏步青的心事后，提出让他回家接妻儿的建议。临行前，苏步青向竺可桢承诺：暑假结束前一定返校。
第六十四章别样的长征（12）（）
6月14日，宜昌失守。
在宜昌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上将的战死，洗却了他身上汉奸的嫌疑。他也是原29军牺牲的第三位上将（佟麟阁、赵登禹为追授），也是抗战到那时在战场牺牲的最高军衔者。
宜昌沦陷给搬迁到重庆的大学带来新的恐慌。随着战争发展，物价不断上涨，重庆的米价已高出战前20倍。毗邻四川的贵州也逐渐受到影响，遵义的物价开始上涨，学生们的生活困难接踵而来。
市面上粮食的价格是一天天往上涨，就让浙大公费生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了。每天早上吃稀饭，中间有一盘炸的黄豆，油炸黄豆啦，那么这黄豆觉得就那么几个，平平这么一层，大家都很自觉，端了碗稀饭以后，下饭菜就那么些，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就变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是叫做只准骑马，不准抬轿。你只能这样直着去夹，这样你夹了一颗嘛，你这样横着一抬就要抬到三个四个，是吧。还有就是蜻蜓点水啦，蜻蜓点水就是说，飞过来一次，拿到也走，拿不到也走。
1937年出来穿的衣服，已经好几年下来了，衣服都坏了。特别是鞋子、袜子，最难受的是鞋子，鞋子没有，遵义卖鞋子的商铺、小贩，都卖那土皮鞋，土制的的皮鞋，没有粘胶的。穿上这种皮鞋子，过不了好久，脚趾头就露出来了。穿的袜子破了以后，自己弄点针针线线补补弄弄还好将就，这鞋可叫大学生们伤透了脑筋。
遵义一代当然电灯是没有的，就是用哪个菜油灯，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下面用不大的一个盘子，一根竖起来，上面一个小盘子装点菜油，两根灯草放在上面，那个很暗的，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看书的。后来吃的菜油贵，买桐油，桐油便宜，可熏出的那个烟太大。
8月12日，遵义浙大校本部的学生礼堂里，坐满全校师生，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正式兼任训导长一职。费巩是江苏吴江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科，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中国政理》等书。
不久前，前任训导长因与学生不和，被迫辞职，竺可桢破格聘请非国民党员的费巩担任了训导长。这一天，费巩教授发表了就职演说。
费教授说，训导长都被学校里的人称为警察厅长，但我坚决不做这个警察厅长，我要做你们学生的保姆，要做你们的顾问，我要为学生的利益而作为我己任。
这次演讲后，自称为浙大保姆的费巩开始管理学生生活。第一件事，他选择设法消灭臭虫。
那时臭虫可多呢，这可以说是当时贵州遵义的一个特产了，学校学生的寝室里面大多是木板房嘛，木板房里面夹缝里面都是臭虫。学生们睡得那个木架床，一个床上下两个铺，那个里面，隔板里都藏着臭虫。
第六十五章别样的长征（13）（）
（一）
费巩教授想了一个办法，他修了一个装置，两个锅，锅外面修了一个墙，四方形的，修了个墙，装满了水，锅里烧水，把这里面的水都烧开，每个学生把自己的床抬去，放那里浸，浸五分钟，这个木板床抬过去浸在那里，浸一下，再浸一下，浸的水是开水嘛，臭虫就被烫死了，拿起来放在空地上晒干了以后，晚间睡觉，啊呀真好，臭虫不咬了，床板床架都有木头的香气了。
费龚教授一边帮助学生们灭臭虫，一边想方设法改进学生的照明。
他又搞了一个小发明，先用烟灰缸，烟灰的盒，它是圆的，底下烟罐有一个圆的圆洞，对吧，上面再搞个插灯草的一个小洞洞，香烟罐里放油，然后一根灯草中间穿出来，点了灯，上面罩个，搞个玻璃灯罩。
这个灯罩这样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对要看书的同学们来说，简直那是很功德无量的事了，大家为了纪念他，后来大家都把它叫做费巩灯了。
因为生活条件较差，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开始想方设法去勤工俭学。37级机械系的学生董维良到附近的中学去教音乐。
当地的育杰中学找到董说，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上音乐课？他说行啊。他去还拿了工资呢。教了课后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回来。同学们好几个人就在宿舍里头喝茅台酒，那时候一瓶茅台酒好多人喝。
那个时候茅台不像现在这样金贵，那个时候在遵义到处都有的卖，那个时候几毛钱一瓶。就是解放初期也只卖八毛钱。但学生们已经“长征”了几年了，哪有多少钱在身上了，所以能喝上茅台，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因此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
（二）
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临时化工场里，去买浙大老师、学生们制作的肥皂。当时化工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