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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宝善先生笔下，袁世凯之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袁世凯一生发展的关键点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机遇的精确选择与强力把握。袁世凯一生沉浮于险恶的仕宦深海，折冲于冷峻的政坛高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每每有惊无险，出手必有斩获，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骆先生通过检阅相关史料，对袁世凯拥有的广泛人脉关系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且不说对他圣眷甚隆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其政坛引路人中有晚清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李鸿章、荣禄和奕劻，堪称其朋僚党羽的高官显贵有端方、吴大澂、张之洞、那桐、载振、周馥、盛宣怀、张謇、徐世昌、严修、唐绍仪、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杨士骧等。至于他亲手练就的新军将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诸人，更是其心腹股肱；另外他通过结拜、贿赂和利用姻亲裙带等办法，精心营造编织了一张几乎笼罩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上层的巨型人脉关系网络，这是他生存、发展乃至于释放出巨大能量的重要条件。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虽然人才荟萃，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反复出现“非袁莫属”的历史格局，甚至在关系其个人荣辱兴衰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屡次都能有惊无险，隐而复显，愈抑愈扬，实乃势所必至。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赠给袁世凯。在晚清与民初的历史上，要数最高政坛操盘的高手，除了慈禧太后，其次就是袁世凯了。袁世凯的确精于权谋（自称“谲术”），但既然心机深藏，唯权是尚，就难免会像《三国演义》第四回中的曹操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据说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死后竟然有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暗含“忘（王）八无耻”的对联相攻讦。对于袁世凯因过分追逐个人权力而造成的人格缺失与道德失范，骆先生也有精彩的评判：“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尽管近些年来，史学家不断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但世人却只认一条：道德。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
袁世凯一生，最遭后世诟病者有三：一是说他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告密，而用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人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大动作，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书中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条分缕析，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长期以来，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一致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骆先生通过对《戊戌纪略》的分析，认为袁世凯的确告密了，但戊戌政变却不起于他的告密，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且“袁对自己告密必将祸连光绪帝而十分惶恐，并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同时乞求荣禄设法保全光绪帝。这应该是当时袁世凯的实际心态的流露”。书中还详述了袁世凯主导“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披露了若干袁氏手批条文及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指出“不待国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称之为奇耻大辱的，就是袁世凯自己。内心可以概见他的挣扎与无奈”。至于袁氏称帝前后其周围人（亲人、朋友、部下）的态度、反映，称帝时的社会背景，骆先生均有详述，最后点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是共和国以来，政治领袖们谋求建立新权威的第一次尝试。其民意的制造、运作的手段等等，都显得十分幼稚和粗糙，更缺乏哲理的驾驭，尤其是袁世凯在这个政治体制的变动中毫不掩饰的个人私欲的膨胀，所以，遭到全国上下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反对，不堪一击就败下阵来。”
本书将袁世凯回放到特定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并吸纳借鉴中国近代史学术界的大批相关成果，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辨与实证出发，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关于袁世凯的野史稗乘、小说家言及民间传说，乃至众多史籍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的很多说法，都予以逐条澄清，还原了袁世凯的本来历史面目，辩白了后人对袁世凯的一些历史误会，引领读者走进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图阵，如关于他庚子辛丑之际继李鸿章之后擢升直隶总督是否“李氏遗折”之荐、“回籍养疴”择居彰德之本意、洹上蛰居期间究竟有无秘密“电台”之设、辛亥革命爆发后出山之“八大条件”等，骆先生都秉持“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的唯物史观，采录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详加推敲斟酌，帮助读者拨开迷雾而洞见历史真相。正如该书封面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
骆先生有历史学家特有的理性，并未仅仅以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而是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袁世凯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他毕竟也算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想相对开明的重要人物，他“的确有伟人的实力，也做了许多事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如果把“向西方学习”作为“先进中国人”的标准，那么，袁世凯在这方面的确有历历可数的重大作为：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与徐世昌和段祺瑞等编就了迄今仍被军事学研究权威部门称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的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详晰图说》；领衔倡导并最终导致废除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开矿设厂办公司，大兴实业，发展经济，遭遣归隐之后尚有“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之名言，北京之有“自来水”亦自袁世凯倡导始……举凡种种，书中虽囿于篇幅，点到为止，然也证据确凿，注意让历史事实说话。
还原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还应在恢复历史本来场景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骆先生在选取扎实资料的基础上，以开明通达的史观为指归，对袁世凯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精细的品鉴点评，并凭借丰富的学养和洞明的学识，抒发了非同流俗的真知灼见，如：“人治的社会传统，让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喻世的作用，对反面的人物及其所为之事，大都往往仅从其道德品质去追索，甚至有意无意之中，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又如，骆先生认为在晚清民初，“中国的命运历史大转折，个人前程的大洗牌，动员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精英投身到各派政治力量中来。在那么多社会精英中，袁世凯冒出头来，并为这些社会精英们所认可，绝不是权术所能解释的。这不仅是为袁世凯说好话，更是为了不亵渎那些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的精英们”。这些真知灼见的确震撼人心，展示了历史学特有的魅力。
认知真实的历史是中外广大读者之所愿。近年来，揭示历史实相并能画龙点睛的文本读物大行其道，热销天下，盖由此也。历史决不应该仅仅是史学家们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它要让广大读者知晓，使他们成为历史的明白人，并对未来抱有理性的期许。
当然，对袁世凯本身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诸问题，决非这样一本史料与评点加起来总共仅二十八万字的书所能承担的。读者如对袁世凯研究有兴趣的话，除了有待骆宝善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问世之外，还不妨看看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骆著长于以小见大之实证，如牖中望月，在考量推勘中点化真知；唐著长于由大聚小之傥论，似飞鹰鸟瞰，于放言纵论中挥洒汪洋宏识，二者虽各有千秋，但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不乏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处。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袁世凯原著，骆宝善评点，28万字，定价：22．00元，岳麓书社2005年8月第1版）
钱玄同和他的家族
？ 邱 巍
1937年的8月底，北平已经沦陷一个月了。
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五十岁的阴历生日，不过上帝赐予他的生命之钟却已进入倒计时。太史公曾说，人穷则返本。此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久病之躯的他南望故乡，环顾左右，不由得想起了先世和家族。在与故乡、祖先和家族的沟通中，钱玄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
大半个世纪以来，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