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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鲁迅的文字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自然也就被广大青年尊为思想导师。可是鲁迅自己从来不这样想，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这到那的道路。”
正惟如此，鲁迅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才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而且后来亦多次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的参与既非主动，亦无启发民众的意愿。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诸多启蒙性的文字，只是他精神炼狱的副产品或曰载体，有的甚至完全是人们的误读。
（二）
其实，鲁迅是一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尼采，但也来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可以说，是孔子、庄子和尼采的三合一，造就了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
鲁迅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并非新的发现，不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证据确凿，而且历来的研究者也是不否认的。但问题是，鲁迅受尼采之影响绝非仅仅限于早年，更非只是体现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五四前后，一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仍是尼采式的，他的许多名篇名作，都可看作尼采哲学的汉语言文学之表达。
老庄学说特别是庄子对鲁迅的影响也是较大的。这一点亦有学者认识到。但是此种影响之体现，并不在于他晚年写过有关老庄的文章，而是在于他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在于一系列作品中对人世间之悲苦的描写。
至于受孔孟儒学之影响，似乎说不过去，因为鲁迅对孔孟一套是深恶痛绝的，逃之犹恐不速，怎么可能受其影响呢？实际上，这是两回事。批判儒家的人很可能是真正的儒者，正如那些口口声声赞美儒家的人，身上没有一点儒者的品格一样。儒家传承两千多年，载体一为朝廷，二为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后者而言，它早已深入士人的血脉之中，且内化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亦不例外。无论是早年对尼采学说的向慕，还是五四前后对旧文化的鞭挞，乃至晚年的政治倾向，都不外乎“士志于道”的儒家关怀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然而，这种三合一的思想资源对于鲁迅来说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的是三者合一使其思想向着生命深处浸透，且使其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不幸的是这三者原本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合而为一，必使思想者本人的精神世界承受巨大的压力，产生某种分裂，同时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并进而使其遭受思想的苦痛。
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幸与不幸之间彷徨、呐喊，经受着思想炼狱的煎熬，在诸多的两难关系中作着几乎是无法选择的选择。
（三）
第一个两难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致思的主题，更是鲁迅所要思考的，而且他的许多精彩的传世之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然而，他既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同仁，也不同于他的精神导师尼采。中国的西化论者如胡适等人，虽然同样反传统，甚至还可说出“百事不如人”之类的话来，但对传统的批判多是发发议论，既欠深刻，亦无关自身的精神痛痒。而且，在西化论者看来，反掉传统，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不存在文化的断层问题，更不会因无文化而给人们带来精神恐慌。而鲁迅则不同。他对传统的批判是从根本上着手的。在他这里，传统非但没用，而且是恶臭和恐怖的，让人无法忍受。如此看待传统，实则意味着认识主体在历史世界的价值体系必然坍塌，带来的是虚无感。历史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于人生同样是精神避难所，是连接母体的脐带。而且在鲁迅这里，他又不可能像胡适那样让西方文化作替补，何况尼采早已把西方文化传统鞭挞得体无完肤。在鲁迅看来，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是九斤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哪有什么新文化？美好的名称不过是胡适等人自我标榜而想出来的。科学怎样？人类的福祉如何能够仅仅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民主又怎样？西方那种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千万无赖之尤”，用之于中国，情况乃是更糟。原先是帝制，百姓皆为奴隶，现在是共和，民众依然被奴役，哪见有半点好转。鲁迅自己就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更何况，鲁迅同尼采亦不一样。尼采反传统，反的是基督教和苏格拉底以降的世俗文化，但对苏格拉底之前的文化传统，尼采非但不反，而且极力予以歌颂，并以之作为传统文化的替代。因之在尼采那里，从应然的层面说，不存在断层的问题，更不存在因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失去价值之根。因为苏格拉底以前的传统同样是西方人的传统，酒神取代日神，不过是用前一个传统取代后一个传统。而在鲁迅这里，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在他的观念世界里，没有一个类似于“酒神精神”的传统。他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同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那位“疯人”，都是传统的掘墓人。“疯人”发布“上帝死了”的消息，“狂人”告诉世人，一部中国历史可用“吃人”二字概括。然而“狂人”的命运则不如“疯人”。“疯人”宣布上帝死了，但还有酒神信仰。而“狂人”总共才有一个传统，推倒了，只能是一无所有，无所依凭，无所安生。于是，横在鲁迅眼前的便只能是一个巨大的虚无。他被这虚无包围着，不知何去何从，没有定所，亦没有目标，如同阿Q和《野草》中的那样“过客”。“过客”精卫填海式的无目的奔走，阿Q临死前认真地画着圈圈，都是处在此种精神状态之中。
传统也好，现代也好，既体现于历史与文化，更体现于生活方式。因着尼采和老庄的学说，鲁迅对于现代文明压根儿有一种拒斥的心理。他的价值之根在乡土，在儿时的记忆中，而对都市有一种本能的拒斥情绪。他特别厌恶北京，总感到那是鸟笼，是高墙围起来的监牢，是灵魂的沙漠，人性亦显得极为丑恶。愚蠢的“俄国歌剧团”竟然可以在这里照样跳舞，照样唱歌。在鲁迅看来，在这“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以至于没有好奇心”的城市唱歌跳舞，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沙漠”里，“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在鲁迅看来，“沙漠”（北京）已经很可恶了，而住在这里的人竟然比“沙漠”还要可恶。同样是看戏，在北京遇到的人和乡里遇到的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北京剧场里，那位“胖绅士”目中无人，没有人情味，哪像儿时在乡里看社戏，小伙伴偷了“六一公公”的豆子吃，“六一公公”非但不怪罪，还一脸的得意，为自己的豆子有城里孩子喜欢而骄傲。
不过，此种乡土情怀，随着社会的变化，同样在鲁迅的心目中被粉碎了。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小镇、田野、河流等等，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成年之后再回去看时，似乎一切都变了，不仅自然不再美好，而且人心亦大不如前。茴香豆固然还有，但故乡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原以为憎恨北京，憎恨城市，可以在故乡情里找到精神补偿。而现在，城里和乡里都被败坏了，再也没有安身之处。《在酒楼上》的一段话，足可反映鲁迅无家可归的感受：“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四）
思想是沉重的事业，必付出沉重的代价。因而任何思想者都有必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不要将自己逼到一条绝路，特别对那些深层次地思考人生问题的思想者来说，尤应如此。庄子是悲观的，但悲观中有着乐观。他相信人在物我两忘的时候可以求得大自由。而且在庄子这里还有一个理想之世，即“至德之世”。尼采是悲观的，但尼采同样可以从他自己的学说里寻求解脱之道，即上文所说的“酒神精神”。还有的思想家也是悲苦的，但他们可能通过宗教而求解脱。
可是在鲁迅这里，只有悲观而没有乐观，只有绝路而没有退路，只有向着痛苦的深渊坠下去，而没有任何救助的办法。一方面，对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鲁迅是不相信的，因而也不可能从传统的人生哲学里获得解脱之方。另一方面，他虽主张“摩罗诗力”，主张尼采的超人学说，但是他的“超人”只有社会义，没有人生义。他赞颂“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