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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有着自己独立的行政组织。
军队是藩镇的核心。这支军事组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牙军，兼有维持地
方治安和抵御外敌的职责。牙军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它的骨干是节度使自
己出资维持的私人士兵——与节度使具有某种私人依附关系的养子、亲随
等。藩镇中的武将和幕僚，并不是从科举考试或吏部所承认的正式途径产生
的，按照吏部的观点，这些官员不同于正式官员，属于“流外”，不能进入
中央政府任职。
维系各个藩镇与中央政府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是节度使本人对皇
帝的效忠。由此大致形成了两类藩镇。一类是朝廷可以基本控制的，其收入
来自镇所辖各州所交的“送使”部分，及藩镇所在州的全部收入；朝廷可以
对其官员做出某些任免；藩镇的组织与地方州、县的行政机构是两个平行的
系统，分别独立行使权力，当然，节度使对于地方行政可以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另一类是具有明显自治倾向的藩镇，如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
已经与地方政权合而为一，像选择自己的武将和幕僚一样任命所辖州、县的
刺史和县令，将所辖各州的收入全部截留归己，只向中央政府上缴一些“贡
品”，而且，节度使一职在其家庭中世袭。
中央政权采取了各种办法控制藩镇。唐德宗时期，将可控制的藩镇的节
度使换为文官；任命宦官为监军使，作为皇帝的代表进驻藩镇，由此，宦官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唐德宗和唐代宗时期，都曾因皇帝不
承认藩镇节度使的世袭权利，发生过藩镇的武装叛乱。但此后的情况有所变
化，一些藩镇内部因争夺节度使的职位而出现不稳定的趋势，唯有借助朝廷
的任命才能解决其内部的争端。朝廷与这些藩镇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相互依赖
的关系。唐宪宗以后诸帝，一直努力缩小部队规模，使兵权广泛分散于节度
使和刺史手里。
（6）新税制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财政极度困难。战乱使农民大量流亡，他们失去土
地，成为依附于豪强的浮户、寄庄户、寄住户、客户土地多为官吏、地方豪
强所兼并。这些人或享有免税特权，或通过依附权贵，私度为僧，赂买官职
等方式获得免除租役的特权。760年，向朝廷申报户口的169个州，总户数
293万，课户175万，只约为开元末年的1/3。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已不能满足
政府财政的基本需求，唐政府改革财政制度，实行了新的税法。
758年，政府开始实行盐的专卖制度。于产盐区置盐院，统购所产食盐；
于各州、县设盐官，管理盐的专卖；将盐价由10文钱提高到110文，获利由
各州、县上解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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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宴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进一步整顿财政制度。改革盐法：只在产盐
区置盐官，统购盐后加价卖给商人；撤销各州、县的盐官及各州、县的加收
的盐价。建立政府调节物价的制度：于各道设巡院，置知院官，粮价贱时买
入，贵时卖出，丰年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入，灾年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
以平抑粮价。并改革漕运之法，减少损耗。
780年，针对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所依赖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大量消失，
土地多集中于地主豪强之手的土地实际占有状况，宰相杨炎制订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户主无客”，一律编入所在州、县的户
籍，并按各户的丁壮和财产状况确定户等；第二，中央根据财政收支情况定
出总税额，各州、县依照中央下达的税额向当地人户征税；第三，两税分夏、
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毕，秋税限11月纳毕；第四，两税税额依户等而
定，官府以货币计算，农民可以实物折纳；第五，先前的租庸调和一切杂税
全部取消。
两税法不分主、客户，以财产的多少确定征税标准，扩大了税赋的承担
面，使中央政府的税收有所保证，实行的第一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一倍。
同时，两税法也意味着政府不再限制土地占有的数量，此后，“富者兼田数
①
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
两税法以货币计算税额，执行十几年后，由于货币紧缩，绢、粟等物品
贬值，原纳绢1匹即当钱1500文左右，后来要两匹才可值这些钱，农民负担
等于增加了1倍。至819年，纳税额等于780年时的3倍。
（7）唐后期宫廷政治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曾规定宦官不得任职三品以上。唐玄
宗时高力士第一个任三品高官。唐肃宗时（756—762），宦官李辅国因拥立
有功，被擢为元帅府司马，掌管“宣传诏令，四方文奏，宝印符契”，皇帝
的敕令也需经他押属，并且控制了朝廷官员朝见皇帝的机会。肃宗死，李辅
国杀张皇后，拥立唐代宗，唐代宗利用宦官的内部斗争诛杀李辅国，任用宦
②
官鱼朝恩掌管神策军 ，宦官被赋予了军权，后来唐代宗杀鱼朝恩，夺去宦官
的军权。唐德宗时期（780—805），大将朱疵、李怀光先后叛乱，危难之际，
只有内廷的翰林学士陆贽与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追随左右。德宗还宫之后，
遂任用宦官重掌神策军。神策军深得皇帝信任，待遇优厚，享有各种特权，
长安的许多富人都贿赂宦官，作为挂名的神策兵。禁军中的将军也常贿赂宦
官，求得节度使之职。宦官领宫市使，于长安东西市强买货物，讹诈勒索。
禁军官兵依仗宦官势力，在京城横行不法。唐宪宗时期 （806—821），设立
枢密院，为皇帝和外廷的联络机构，由宦官任枢密使。当时，两枢密使和两
监军被称为“四贵”。宪宗以后，高级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几次废立皇帝，
拥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杀宪宗、敬宗。皇帝和
外朝官员也几次策划诛杀宦官。831年，唐文宗 （826—841）与宰相宋申锡
秘密策划诛杀宦官，计划泄漏，宋申锡被贬。834年，文宗用李训和郑注为
宰相。次年11月，李训布置埋伏，谎称甘露降于大明宫左金吾庭后石榴之上，
诱使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去观看，企图一网打尽。不料又被宦官所发觉。李训
① 《陆宜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
② 哥舒翰于754 年在西北建立的一支精锐的边防军。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将神策军编入京城禁军。神策军
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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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尽被诛杀。直至唐朝末年，宦官势力才被朱温的军队所消灭。
唐顺宗 （805—806）在位的一年里，东宫侍读王叔文和王丕取得顺宗的
信任，与韩泰、陈谏、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凌准、程异等人结
成革新派，力图加强中央集权，减免赋税，以重振朝纲。其时，顺宗于宫中
养病，王叔文、王丕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自由进出宫禁，然后向韦执谊（宰相）
等传达顺宗的旨意。他们的改革很快取得进展，解决了政府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如禁止宦官强买讹诈的宫市制度，驱逐了因贪污而声名狼籍的长安京兆
尹，遣散数千名宫女和乐师出宫，赦免了大批在德宗时期因政治原因被放逐
的官员，减免了一些项目的税赋等。但他们的改革排斥了朝廷多数官员的政
治作用，几位年长的宰相以辞职表示抗议；同时，他们也缺乏军队的支持，
他们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神策军拒绝接受。很快，
宦官与几个藩镇组成联盟，迫使唐顺宗让位于太子。唐宪宗继位。王叔文先
被贬，后被赐死；韩泰等8人都被贬逐到南方边远地区为司马。
唐宪宗时，朝官内形成帮派互相倾轧，即牛党与李党的朋党之争。唐武
宗时，李党当政，牛党的主要成员悉被贬到岭南。唐宣宗任用牛党的李训等
为宰相，李党的首领李德裕被贬至崖州。
一般认为，牛党是新兴的进士贵族集团，其首领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
复都是进士出身，主张选用官吏应注重文采，他们互相援引提携，结成私党；
而李党成员多为世袭贵族的后裔，其首领李德裕、郑覃均为宰相之子，认为
靠科举上来的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①但最近的研究资料表明，牛李党中都有科举出身的官员。也都有皇室贵族的
②
后裔，它们在政治上也不具备一以贯之的理论与政策 。牛李党人与宦官也都
有勾结。朋党之争并不符合儒家的政治传统。按照儒家的政治道德，为人臣
者应大公无私，一心一意辅佐君主治国平天下；在政治上，君主的，即国家
的利益永远是他们的出发点，因而大臣之间可以有政见的不同，但不能有固
定的派别。凡结成党派者，必然为维护自己的私利，即所谓“结党营私”。
朋党的存在，说明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儒家政治的衰败。唐朝的皇帝也多次想
解决朋党问题，但很少进展。唐文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