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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吸毒的真他妈的操蛋，都送去枪毙就对了！我心里顿时怒火翻天。徐大夫带我到了小孩儿的病房，是个六人合住的大病房，床铺都住满了。他睡在靠门的一张床上，浑身都缠着绷带，插着管。头发给剃了，显得小脑袋那么小，左脑和嘴角都有外伤，贴着药膏。旁边一床的家长对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小声地说：
“刚刚换了药，疼得死去活来的，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点滴的液体顺着橡胶管，流进他细瘦如干柴的手臂，他睡得不太安稳，眼珠似乎一直在转，长而浓密的睫毛象扇子样在深陷的眼窝投下浓重的阴影。
“没人来看过他？”我把声音压到最低，问那家长。
那人摇摇头，问：“你是公安局的？”
“我是晚报的记者。”我把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她指了指门外，于是我跟她走了出去，在走廊里她说：
“这么下去可不行，他一身伤，虽然医院没有不管，可也不会给他用什么好药！我的孩子也跟他差不多大，看得我都心疼。你们记者能不能把这事情曝光，呼吁些社会捐款什么的，我看他八成是给人拐骗过来的，家人在哪儿都不好说呢！”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说，换药的时候疼成那样，连吭都没吭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中似乎给压了块巨大的石，心中的正义感忽然跟氢汽球一样膨胀起来，几乎立刻把帮助这个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不能看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孤身寡人。回到病房的时候他还没醒，我立刻赶回报社，跟主编简单汇报了一下，并主动请缨，希望负责整件事情的全程报道。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推掉其他的采访工作，专心跟踪这个案子，每天奔波在公安局，二院和民政局之间。公安局那里已经有了头绪，几个吸毒的供认不诲，他们说小孩的继母也是吸毒的，三年前为了点粉，把孩子卖给他们的，当时孩子是十岁，叫方岩。吸毒的人在毒瘾上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是几乎丧失理智，极度狂乱残忍的。这个圈子里大概有十几个人折磨过这孩子，却没人承认鸡奸过他。我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歹徒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希望将他们绳之于法，加以重裁。根据公安局那里提供的线索，利用记者的身份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找到方岩的资料，他的亲生母亲多年前就出国，父亲带着他续娶，不到两年就死于车祸。公公外婆都在海外，根本联系不到，唯一的亲人，孩子的奶奶，也在前年去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叫方岩的孩子，在这世界上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忽然想起他睁开眼睛，注视着我的目光里，那浓重的不属于同龄人的，恐慌和绝望。天地之间若真有神明，又怎会舍得把这样一个孩子扔在狼群之间，任其嘶咬？每想到此，我的心都如同经历撕扯，疼痛难当。
好在消息见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好心人自发捐款，支付方岩的医疗费，也有人送来生活的必需品，书本，礼物。而这其中最积极的，要属我母亲了。
那年她刚退休，于是从家乡赶到Ｄ市照顾我的生活。她退休前在街道工作，天生就是个热心肠，知道方岩的遭遇以后，几乎每天都呆在医院自愿照顾他。她厨艺特别好，每天晚上都在厨房里研究给方岩煮些什么好吃的，又能补身体，又不太油腻。方岩虽然跟别人仍不怎么说话，跟我妈却很亲，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对母爱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吧？我看着他跟我妈说话儿时候微笑的眼睛，竟不止一次地迷惑着，这个孩子，本来可以象所有其他的小孩一样，在父母面前撒娇任性，而他被关在个黑暗的小屋子里被暴徒蹂躏三年之久，那一千个日日夜夜，是什么让他有意志活下来，是什么让他还能这么灿烂地笑出来？
方岩事件是那年夏天最轰动的一条社会新闻，报社对我的表现也非常满意，按理说我的工作完成了，可心里却有种隐约的感觉，我对方岩的责任，才刚刚开始。果然不久，问题出来了。
方岩的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虽然得到无数的帮助跟关怀，却没人提出领养，他还是一个孤儿。那段时间，我感到了母亲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天晚上，她从医院回来决定跟我好好谈一谈：
“我想收养方岩。”她的直截了当总是让我佩服，“那孩子也怪可怜的，你说下周出院就得去孤儿院。他都十三了，哪有人能收养他啊？”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心里反复寻思很久了，可现实中的确是有困难。我们对他了解不多，他能否跟人和谐相处，在封闭三年之后是否能再次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里去……还有，他被人鸡奸的事，因为没人承认，我也没有把那事情公开报道，毕竟那个年代人的接受能力有限，他还是个孩子，一旦公开，以后的路要怎么走，要怎么面对外面陌生的世界，都不好说。于是，我隐瞒了，连我妈也没跟她说。可我自己心里却没底，我对同性恋了解不多，对恋童癖更知之甚少，那样的经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会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的成长，都是未知数。谁也不想留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身边，况且，方岩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却仍旧不是个健康的孩子，频繁地入院治疗，对任何一个家庭的财政都是个不小的挑战……基于这些考虑，我并没有鼓励母亲去收养方言。母亲是个义心肠特重的人，平时就爱管闲事，这跟她街道工作培养出来的习惯有关。这次在方岩身上更是倾心倾意：
“你们三个淘小子我都带大了，还差他一个？再说，方岩是个乖孩子，肯定比你们哥仨儿好带多了，至于医疗，咱也得动员动员医院。”
我以为她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她真的找二院负责人谈去了，当然她拿我当谈判条件，我事前并不知情。反正最后，医院同意了方岩成年前的医疗需要，二院会负责。当然母亲说，这么慷慨解囊的行为，是要在报纸上表扬表扬的。
一九九一年秋，母亲正式收养方岩。他出院以后，就跟母亲和我，住在我解放路的两室一厅的单身宿舍。上户口的时候，母亲问他：
“你愿意要个新名字么？”
她是想，任何人在这种经历以后，都想和恶梦一样的旧生活彻底撇清关系吧！那不如就从一个崭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果然方岩一口答应。母亲几乎不加思索地说：
“跟我家的姓，姓杜，就叫晓风吧！”
晓风本来是我最小的弟弟，五岁的时候生病不治。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吧？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她终于把失去的晓风找回来了。
“我叫杜长夏，从今天开始，就是你哥哥。”我摸着他新长出来的柔软的黑发说。他忽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确定地问：
“能不能再说一次？我叫什么？”
“你叫杜晓风。”
“杜晓风？杜晓风。”
２
晓风住过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学。他今年十三了，秋天开学正好上初一，可他的文化水平却停留在小学三年级，这让我和我妈着实苦恼了一阵。他长得比同龄小孩瘦小很多，可让他跟四年级的小孩子坐在一起，又怕班上的同学取消欺负他。并且他在与人相处上仍然存在问题，除了我妈，他连我都害怕。虽然他不承认，可每次跟他说话，我总觉得他一付手足无措的模样，眼睛必定要寻找我妈的身影。
“要不找个心理医生吧！”一天晚上我一边帮我妈摆桌子，一边跟她商量，“先把心理的病治好再上学。”
“什么病？”我妈最不爱听别人说晓风有病的事情，“晓风好好的，看什么心理医生？”
“他连我都害怕，上学怎么办？”
“你成天凶巴巴的，连一点知识分子的儒雅都没有，还怪孩子怕你？我看我们晓风没有问题，我们让他上初中，平时找老师帮忙补课，我看他是挺聪明的孩子，一定能跟上！”
“能行么？他连三年级都没念完……”
“我说行就行！”我妈是个急性子，还特别爱自作主张，把我们兄弟三个压的死死的，“咦？我让你叫晓风吃饭，你叫哪儿去了？人呢？”
“我叫了！他都答应了。”
“那就再叫一遍！”我妈横了我一眼，转身去厨房里盛饭盛菜。
我有些懊恼，筷子扔在桌子上，走到卧室前，门是关着的，我敲了敲门：
“晓风，吃饭了！”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道缝儿，露出他怯生生的眼睛。
“我刚才叫你，你不是听见了么？”
他窄小的肩膀从门缝里挤出来，低低回答，声音小的跟小猫似的：
“我看你跟阿姨在说话，就……”
话没说完，到最后就干脆没声儿了。
“一家人很随便的，不用忌讳那么多，来，吃饭吧！”
他什么也没说，安静地坐在桌子边，小心地往嘴里扒饭。我妈眼刀飞过来，凶狠地无声地质问：
“你怎么又把他吓成这样？”
我耸耸肩，表示无辜。
那年九月，晓风进入附近的四中上学，我妈还托人找关系，送到班主任是教英语的三班。那个年代，家长把英语看得很重，似乎外语学好了，将来就能成才。我们也他报了课后的补习班，还请了外语学院的学生做家教，我平时有时间，也帮他补文科。可他的语文很好，在我的监督下，字练得也很漂亮。晓风非常用功，对我们的安排言听计从，并带着取悦的态度，学习上刻苦得让人心疼。可我看得出他学得非常吃力，尤其是数学，他连方程式乘方的什么都不懂，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一头雾水，有时候大眼睛里水汪汪地一片，竟索性哭了。我知道他在医院的时候疼成那样，都没掉过一滴眼泪，如今却这么无助地哭着，眼泪大颗大颗地滚下脸，我连忙伸手给他揩着，心里想着安慰，嘴上说出来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