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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有一点抱歉，但巨大的兴奋压倒了一切，看着娇柔婉转的小美女，不由想：这个小人儿什么时候会怀上呢？
此念一起，不可抑制，草草冲洗了一番，便上床对婉儿求欢。小妇人被他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几遍，精疲力竭，云收雨散之后，红晕未散的脸庞上挂着甜甜笑意，很快便沉沉睡去。
关卓凡却无法入眠。
脑中精虫既去，便变得无比清醒。他目光炯炯地盯了一会儿天花板，终于起身披衣，坐在桌前，点亮了灯，展开纸笔。
归国在即，要好好做一番总结，再为未来好好做一番规划。
轩军已经脱胎换骨，这支部队，以目前的状态和战力，即便面对英法，也不落下风。
轩军对关卓凡的向心力，已牢不可破。在近现代化的“国家”、“民族”概念成形之前，自己就是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人的最高效忠对象——这一点，已经没有疑义。
轩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完全专属的资源以维持和发展，甚至可以相当程度上不依靠国内的朝廷和体制。
自己已成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于美国而言，自己一定程度上已等同于中国。谋干大事，不论为国为己，美国都会成为最强有力的外援。
“战利品变现”计划，第二阶段所得比原先想象的要多，以目前的回款速度和现有的款项分配情况来看，最终落入己手的，会超过原先的四千万两白银的估计，大致在五千万两白银上下。这笔资金，对中国即将展开的工业化，是宝贵的原始积累。
在美国购入的大量土地，对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投资，都会持续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加码。
“但是”，关卓凡郑重写下这两个字。
*（未完待续。）
第九十一章 咱们回家（）
轩军的战斗力，是在美国的大环境中、以美国北方强大的工业能力为前提的，失去这两点，一切都会不同。
回到国内，如果中国的大环境长时间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轩军不可避免地会沉沦、堕落，最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就像现在的湘军，日后的淮军，还有，原时空的北洋舰队。
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尽快实现工业化，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拥有自己的强大的军火工业，轩军的战力很快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近现代战争的消耗极其惊人，库存再多，也有用完的一天。另外，战争中指挥通讯、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有赖于一个庞大的近现代工业体系的支撑，此间种种，绝不是仓库里面的一堆枯燥的数字可以概括的。
这一点，美国之行给了关卓凡特别深刻的感受。
原时空的中法战争，陆地上中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法国内阁因此而倒台。李鸿章等却力主和议。当关卓凡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何李鸿章如此“软弱”，葬送大好局面，甚至迫害主战的将领，简直“卖国”！
后来他明白了，不管李鸿章其他方面有多少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胜利者中国已经耗尽了战争潜力，而失败者法国才刚刚开始动员。不趁着局部的胜利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和议，再打下去，一定由胜转败，最终全局糜烂，不可收拾。
这就是有没有战争潜力的区别。
近现代的战争潜力，来源于成体系的工业。
说到底，这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区别。
不认清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就会永远被人扁。甚至，亡国，灭种。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
原时空的洋务运动？
不是说一点成绩没有，但整体而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病骨支离的肌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几个制造局不过是病体表面涂抹的几块腮红。而且，就是这一点点缀，也是低质量、低水平、低效率。
当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如李鸿章之流，建立各种工矿企业的过程，也是从中分肥往自个兜里揣银子的过程。而且，对自肥的兴趣，恐怕超过为国家“建立自主工业”的兴趣。以致国家财政投入十块钱，往往只有两三块钱的产出。
至于各自为政，把自己创建的企业和军队视作自己的禁脔，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连国家也轻易动不得，就更不消说了。
在这些企业和军队内部，不管壳子如何光鲜，运行和管理本质上还是旧官场、旧军队那一套，哪来的竞争力、战斗力？
这些情况，非独李鸿章为然，其余如左宗棠等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程度而已。
这是大环境使然。关卓凡想，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国，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经济起飞”阶段，莫不如是。
“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像现在的朝廷，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计划经济”的实施的。
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连“地球是圆的”都无法想象，不可指望通过辩论、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只能硬干，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
比如修铁路、架电报线，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妨地气、害神元”才办得？
那还能办成什么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关卓凡认为，“流血”没错，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要流的，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
为此，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
至于“启发民智”什么的，根本缓不济急。宣传很重要，但以中国之现状，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完全与虎谋皮；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死水微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工业化一定会动中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地主和士绅阶级的奶酪的。
两汉以来，这个阶级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真正的统治阶级，皇帝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
清朝后期，支持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的统治的主要力量，已经不是旗人，而是汉族的士绅和地主阶层。这一点，慈禧和恭王，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当满清贵族集团可以代表汉族地主士绅利益，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就可以维持；一旦汉族士绅地主认为你不能代表我的利益，比如你弄个什么“皇族内阁”出来，爱新觉罗家就得下台滚蛋了。
这个阶层，控制着资金、土地、劳动力，还有基层政权。
工业化需要的，恰好是资金、土地、劳动力。另外，工业化是一种高度分工、有序组合的生产活动，必须通过基层政权，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和组织。
你有的，我都想要。
关卓凡自问没有能力将这个阶层连根拔起，如何控制、削弱、演化这个阶层，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与之共存，是关卓凡今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这个“控制、削弱、演化”的过程再小心翼翼，也会引发激烈的反应和冲突，甚至战争。
这一切，通通需要“高度集权”。
欲行“高度集权”，关卓凡就必须先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条路上，其他的都好说，唯有一个障碍，或者说是“心理障碍”：慈禧。
毕竟，她也算是“他的女人”。
这个时候的慈禧，对国家来说，所作所为还是很正面的。
简贤任能，支持汉员和洋务，能够控制住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欲望。
慈禧聪明天生，但囿于学识见闻，她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当然不可能成为商鞅和彼得大帝，但关卓凡认为，比之学识更丰、见闻更广的恭王和李鸿章，慈禧差不到哪去。至少，恭王和李鸿章等人需要的支持，她都给了。
原时空慈禧的变化，发生在慈安暴崩、她成为唯一的太后、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
慈安暴崩，慈禧的嫌疑是很大的。但原因绝不会是传说中的什么慈安以咸丰生前“密诏”相迫，慈禧乃毒杀慈安。
政治不是唱戏，皇帝临死前的责任是指定好接班人，做好接班的安排，没有更多的了。妄图介入自己死后多年才可能产生的最高权力争夺，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也是严重的“越权”，是对后代皇权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