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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儿是怎么回事？嘴巴不听脑子的使唤！
关卓凡点头叹道：“艮翁，有了你的襄赞，这个事儿，我心里就有底气了！至于说由谁领衔出奏——艮翁，若是别的事儿，我打这个头儿，倒也无妨，可是，这一回，关系开科取士啊！艮翁士林宗镜、儒学领袖，你不领衔，谁领衔？我的爵衔虽比你高，但学问一道，艮翁面前，我实在是后生小子，这道奏折，你的名字，若居我之后，僭越的，可就是我了！天下士人，何以目我啊？”
好，这下子，想推脱都不晓得怎么推脱了。
倭仁嗫嚅了两下，啥也没有说出来。
“艮翁是否认为，折子递了上去，有人对你……有什么说法？咳，怎么会呢？你想啊——”
顿了一顿，关卓凡继续说道：“加不加‘时务策’，翰詹科道的位子，都是要由进士出身的人来坐的；加了‘时务策’，则这些清贵的位子之外，许多实务的位子，进士出身的人，也可以坐了！那么，读书人的出路，不是更多、更好了吗？难道世上竟有人，不愿意自己将来的出路，更多、更好？”
“呃，王爷所言……甚是。”
“加‘贴经、墨义’，道理是一样的。目下之开科取士，犹如‘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加了‘贴经、墨义’，就是‘千军万马走双木桥’了！这桥，足足宽了一倍，难道，世上竟有人，不愿意自己走的路、过的桥，宽绰一些？”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个说法，倒是挺新鲜的。
“王爷所言……极是。”
嗯，“甚是”变成了“极是”。
“就算有人真的糊涂到家了，好赖不分，脑子死活转不过弯儿来，那又如何？”
关卓凡一笑：“艮翁，林文忠公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两句，我尤其欣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生死祸福，尤不在话下，一点点虚名，又算得了什么？”
倭仁脑子中微微“嗡”的一声，额上立时见汗，他站了起来，躬身说道：“王爷教训的是！倭仁汗颜！林文忠贤者楷范，原应为我辈追摹！我，唉，是想的太多了！这，真是……惭愧，惭愧！”
关卓凡也站了起来，将手一让，说道：“不敢，艮翁请坐！”
两人重新坐了下来。
“艮翁，”关卓凡用极恳切的语气说道，“不瞒你说，改革八旗的时候，我是抱了‘粉身碎骨’的宗旨的，现下看看如何？天没有塌下来嘛！非但如此，说好话的，愈来愈多了！愿意‘出旗’的，也愈来愈多了！为什么？事实摆在眼前：‘出旗’的，比‘在旗’的时候，辛苦是辛苦些，可日子过的好多了！”
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其中发到东北去的，朝廷‘协助生业’，给种子，给农具，给牲口，嘿，开荒开得最多的一户，足足开出了好几百亩！‘在旗’的时候，这户人家，真正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呢？不但一家子吃饱穿暖，还雇了长短工，正经一不大不小地主了！”
“艮翁，只要路子是对的，咱们就去走！走上去了，后边儿的人，看这条路果然走得通，自然就跟了上来。到时候，竖大拇指的，说车轱辘奉承话的，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四字，听来虽然古怪，但倭仁不及细辨，在理、在情、在势，他都不能不“心服口服”了：“是，倭仁谨遵王命！”
好，你终于入我之毂了。
*
*
倭仁的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并非杞人忧天，关卓凡的“恢复唐、宋旧制”，确实包含着更加深刻的、不能明示于他、更不能公之于众的用心。
确实不是“恢复”，而是“改易”，且是脱胎换骨的“改易”，“恢复”神马的，仅仅是一个幌子。
“时务”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定义，就是一个大筐，不管是什么，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往里边儿装。
关卓凡要往“时务”这个大筐里装什么呢？
除了时政地理，自然是近现代科技知识、近现代文明观念。
这些东东，等到读书人“进士出身”之后再去灌输——就像恭王办的“同文馆”那样，就已经晚了。人家都已经是“天子门生”了，你还把他当做啥也不懂的“童生”来对待，别说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等等观念问题了，就是自尊心，也接受不了啊。
关卓凡要从“童生”阶段，甚至更早，从“读书人”还没有任何名头、一个铜板也不值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灌输这些东东。那个时候，正是“一张白纸好画画”。还有，也是更重要的，这些东东都是“必考题”，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如此一来，一个个“读书人”，还不抱着“时务精义”，如饥似渴的大啃特啃？
如此一来，无需太长的时间，也就十年八年下来，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妙的是，这个极其重大的“改易”，确实没有动“读书人”的奶酪：我还是用你们——用“另有所学”的你们。从“童生”、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学，推倒重来的痛苦大大减轻，学什么不是学啊？
是不是什么奶酪都不动呢？
不是的，应该动的、必须动的，还是得动，这就是“时文”——八股文。
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继续允许无用的“时文”当道，有用的“时务”的路，走起来就不会顺畅，关卓凡必须把“时文”这块拦路石搬开。
关卓凡的招数，就是用“贴经、墨义”来打“时文”。“贴经、墨义”只需死记硬背，中式的难度，远逊“时文”，则读书人在其上所费时间、精力，较之“时文”，就大大减少了，多出来的时间、精力，自然就会放到“时务”上面。
“贴经、墨义”和“时文”二择其一，任一“中式”，即可算经义“中式”，世上大约没有那个傻瓜，会弃易就难，则“时文”——八股文，很快就会衰落下去，直至彻底无人问津。
到时候，“时文”退出科举考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贴经、墨义”考的也是经义，也以朱熹的注释为本，这一点，和“时文”无二，表面上，“大方向”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关卓凡的“恢复”的。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给考生“减负”罢了。
这一切改变，都是在“给读书人更好、更多的出路”名义下推行的，真有人想出声反对，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改造科举制度，使其尽量为我所用，固然是关卓凡所欲，但他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借恢复“时务策”，向“亲民之建治”派驻“时务训导”，由此肇造，在全中国范围内，大兴近现代化之学校。
*（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 理在心中（）
一个“时务训导”，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一县一“时务训导”，将发展为“一县一学校”，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时务训导”，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学、中学二而为一的，在此基础上，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中学。
“学校”的生源，除了未来的公务员，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
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时务训导”的原因之一。“时务”一道，礼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时，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
如前所述，关卓凡的算盘中，“时务训导”和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同为正八品官，就是说，“时务训导”分庭抗礼于学正、教谕，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学校”不在“学宫”搭伙计，是要另起炉灶的。
在关卓凡的规划中，“学校”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财政也是独立的，不和“县学”、“州学”同流，加上“时务训导”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师范馆”，数管齐下，整个“学校”系统，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礼部那边儿，一根“学校”的毛，也是摸不着的。
开科取士，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时务策”，其教材和教学，都出自“学校”系统，则“时务策”的“考差”——监考和阅卷，必然都要由“学校”系统派出。通扯下来，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
至于“师范馆”，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师范馆”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
当然，“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帽子，“师范馆”是戴不上了，那顶帽子，上海的“广方言馆”正戴着呢。
“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这件事情，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
关卓凡称倭仁是“士林宗镜、儒学领袖”，完全不是虚美，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实打实的，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间，全中国范围内，“读书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属。
道、咸之交，汉学没落，理学兴起，取汉学而代之，成为主流学术思潮。后世普通的读者，说到晚清的“理学”，大约只晓得曾国藩，其实，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后世炒热、夸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学大家”。而且，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但学问一道，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倭仁于曾国藩，亦师亦友，说曾涤生给倭艮峰“执弟子礼”，亦不为过。事实上，就连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曾涤生才“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