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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说道：“承蒙六爷体谅，不过，我的身份，在这个事儿上，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也觉得，守制二十七个月，实在是太长了些。或有人云，时日不长，不足以纾孝子之痛，不足以尽孝亲之诚，我看，这个话，未必站得住脚！”
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如果二十七个月才算长，国丧一百天，又该怎么说？若有人以为二十七个月还是不够长，以为三十七个月、四十七个月、五十七个月，才算‘中式’，又该如何？”
文祥说“我的身份，这个事儿上，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是指他的父母都已逝世，支持缩短守制期限，没有人可以攻击他“为将来预留地步”、“希荣忘哀”什么的。
还有，文祥虽然也是地道的“读书人”，却是满员，丁忧守制，原是汉人的套路，朝廷既然定为国家制度，满员便也照章执行，但其实并不如何在意，至少“夺情”一节，是很好商量的。
恭王、关卓凡、文祥先后发言，都颇有道理、颇有力量，他们的话，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三人，内心多少都是认同的。另外，曹、许、郭襄办洋务，都是地道的“改革派”，也不会拿“祖制不可变”之类的话头来搪塞。可是，无论如何，赞成的话，一时之间说不出口，如此一来，就压力山大了。
三人正在踌躇，文祥又看着关卓凡说道：“方才，王爷说的丁本生父母和丁嗣父母之忧的麻烦，乾隆朝时的于敏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丁敏中出继，他先丁本生父忧，归宗守制；起复后，嗣父又殁，于是又回籍守制。没过多久，本生母又殁了，这一次，丁敏中隐匿不报，结果被言官痛劾。”
顿了顿，说道：“丁敏中此人，固然有才无德，但若守制的期限，能够稍稍短一点，我想，他也未必会出此下策。”
关卓凡说道：“是，到底不是人人都是圣人。再说，就算……”
说到这儿，笑了一笑，转了话头，说道：“今儿‘叫起’，‘上头’话赶话的，把曾湘乡扯了出来，我看，当年在籍守制的事儿，曾湘乡确实是小心过逾了！我记得，当时就颇有人不以他此举为然，嗯，似乎，左季高就是其中一位？”
他转向郭嵩焘，说道：“筠仙，这个事儿，你应该比较了解，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郭嵩焘说道：“王爷说的不错，当时，左季高给曾涤生写了封信，这封信，曾涤生拿给我看过。”
顿了一顿，说道：“我记得信里是这么说的：《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截了当，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事机急迫，有万不能无变者。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则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又何拟议之有？”
《纲目》，指的是《资治通鉴纲目》。
关卓凡赞道：“‘顺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这句话说得好！‘世俗所谓“夺情”者，乃圣贤所谓“遵礼”’——说的更加透彻！怎么样，曾湘乡看了，有什么反应？”
郭嵩焘微笑说道：“曾涤生苦笑着说：‘狗血淋头，无言以对。’”
几个大军机都是一怔，然后“哈哈”一笑。
至此，曹、许、郭三人虽未明确表态，但是丁忧守制期限缩短、夺情范围扩大的基调，已是定了下来。
许庚身提出了一个疑问：父母去世一年之后，即第十三个月，行小祥之祭；去世两年之后，即第二十五个月，行大祥之祭；隔一个月，即第二十七个月行禫祭，即“除服之祭”，孝子女脱去素服，“守制”结束——这三个祭祀的时间点，可不是朝廷说变就能变的，如之奈何？
关卓凡说道：“到了小祥、大祥、禫祭的时候，给假就是了，来回奔波，辛苦是辛苦些，不过，总好过整三年不入直吧。”
许庚身又问：这个事儿要不要“交议”？
关卓凡微笑说道：“这就不必了。如果‘交议’，怕是没有多少人赞附的。”
有一句话不大好说：你们三位尤如此，何况别人？
还有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交议”，自然是没什么人敢公开“赞附”的，可是，丁忧守制的“改益”木已成舟后，大约也不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的反对的。
原因很简单：台面上，一个个慷慨激昂，老爸老妈殁了，恨不得哭死过去给你看；可是，有几个为官做宰的，真愿意交回这顶乌纱帽，回老家去守什么“三年之丧”啊？
*（未完待续。）
第四十八章 我要他做我的师傅（）
关卓凡造访翁府，遭遇和他事前预计，一模一样。
翁同龢虽然对轩亲王纡尊降贵，十分感动，但回籍守制一事，却毫不动摇。
关卓凡委婉表示，朝廷有意对“三年之丧”，有所改益；同时，对“夺情”的范围，做出更明确的规定，除了金革之事，其余关系国运的紧要大事，也会列入，包括“启沃圣学，辅弼圣德”。
“朝廷大政，”翁同龢说道，“我不好随意臧否，不过，既然还没有明发上谕，就该执守旧有的规矩。目下，礼法也好，朝廷的典章制度也罢，弘德殿的差使虽然紧要，并不在‘夺情’之例，恕同龢无法奉命。”
顿了一顿，又说道：“我弘德殿行走的这个差使，乃出于王爷之荐，今日之事，有负厚望，惭愧之至。”
关卓凡摆了摆手，含笑说道：“叔平，你言重了。我为国荐贤，你依礼行事，都不涉于私，谈不上‘惭愧’二字。你哀痛迫切，忠孝势难两全，我也是能够体谅的。”
翁同龢心中感动，起身一揖，说道：“谢王爷成全。”
关卓凡又摆了摆手，说道：“你别着急，我还没有‘成全’你呢。叔平，你该晓得，《大清会典》有这么一条规定，‘督抚丁忧，不得遽行送印，其任内文卷，择司道一人代行，听候谕旨，方准离任。’就是说，得把差使交接了，才可以放开手——这个规定，载于煌煌会典，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强人所难的地方吧？”
翁同龢呆了一呆，说道：“我又不是督抚……”
关卓凡打断了他：“皇上典学，事关国家盛衰气运，紧要之处，难道比不得一省的政务？叔平，不要说督抚、帝师，就是贩夫走卒，受人之托，办一件什么事情，中途放手，也要有所交代啊！”
说到“有所交代”，关卓凡的语气，已经变得冷峭。
翁同龢不吭声了。
关卓凡也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翁同龢开口说道：“那么……同龢到底该何去何从？请王爷指示。”
关卓凡心中一喜，说道：“叔平，你也晓得，弘德殿的差使，倭艮峰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吃不消的，军机上已经着手替皇上寻找新师傅了，这新师傅找到了，你再交卸弘德殿的差使，岂非两全其美？”
顿了一顿，又说道：“另外，翁老夫人既是皇上师傅的高堂，身后恤典，两宫皇太后有意格外从优，还有——”
关卓凡加重了语气：“也要加恩子孙的。”
翁同龢眼中波光一闪。
他不是行政官员，手中没有实际权力，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作为翰林和帝师，“物望”是他最大的本钱。因此，“孝思”这种“大节”，绝不可稍亏，不然，以后说的话、做的事，就不值钱了。回籍守制固然要三年之久，但事后“起复”是一定的，只要名望不坠，这三年仕途蹉跎，一定追得回来。
反之，如果曲从上意，“夺情”在职守制，一定为士林之讥。招牌坏了，步步难行，日后皇上亲政，碍于形势，自己这个帝师，十有八九，不会被重用，就算勉强提了上来，也多半干不下去，入阁拜相什么的，就更加不用指望了。
因此，即便轩亲王亲自出马，他还是毫无通融余地。
可是，关卓凡提出的“交接”的问题，把他给卡住了。
还有，翁同龢确实是一个孝子，和大哥翁同书之间，也真正是兄友弟恭。这个，除了他的个人品格外，和他的生理状况也有关系——翁同龢是“天阉”，男女之爱极淡，家人之情甚浓。
亡母身后恤典，“格外从优”，足以告慰先人；丧仪之上，也会风光许多，这些对他，都十分有吸引力。另外，为了给母亲谋求更厚的恤典，在丁忧守制上稍作变通，也不会招士林之讥，说不定，还会变成一桩美谈呢。
至于“加恩子孙”，轩亲王明显是在暗示，自己如肯配合，就会有大哥翁同书的好处。大哥发配甘肃军前，是母亲生前最大的心病，如果能够提前放归，自己就算受一点委屈，通扯下来，也还是值得的。
最后两人说定，翁同龢留值弘德殿一个月，这一个月之内，务必要替小皇帝找到新师傅。一个月的期限到了，无论如何，翁同龢都要辞职回籍守制。
千辛万苦，总算从翁同龢那儿“夺情”过来一个月，好吧，抓住这一个月宝贵的缓冲期，“寻人启事”吧。
就在这个时候，小皇帝自己说话了：有一个翰林，叫王庆祺的，学问好，法书好，我要他做我的师傅。
咦？这可奇了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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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祺何许人也？小皇帝又是怎么晓得这个人的？又何以说他“学问好、法书好”？
查看履历，这个王庆祺，是咸丰十年庚申科的进士，“朝考”之后，点为庶吉士，三年之后“散馆”，“大考”成绩优异，“留馆”——即进入翰林院，授职为检讨，现在已升了编修。
此人既然进士及第之后，先点为庶吉士，“散馆”了又顺利进入翰林院，在庚辰科那一批人中，自然算是佼佼者，“学问好”大致不差，也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