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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
看来作者对“幸运儿”这个词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在本书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
“明天我去找小玲的时候，要跟她商量一下生个孩子，”邱大立想，“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不管怎么不情愿，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就算现在躲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也无济于事。但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见到这个世界，我要把他好好地藏起来，让他完整地活下来。等有那么一天，时机成熟了，人们将会见到他——一个不同于他们的人，他会带给这些可怜的动物从未见过或者被忽略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年老成者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他对自己是不满的，对这个不得不置身其中的世界是不满的。仅仅是不满，并不是仇恨。但是他还是满怀热情地抱着一个完全天真的愿望，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诞生一个全新的人，一个百分百完整的人，一个比铀更难得的人，来自于一对普通的父母，来自于一对普通父母的一次普通的交媾，但是浑身上下却闪耀着生而为人的荣光，他，就是幸运儿。
作者也许想表情严肃地跟我们开个小玩笑，并且不希望我们笑。作者也许想一脸坏笑地跟我们讲一个深刻的道理，并且还是不希望我们马上笑出来。
实在想笑的话，就回去关起门来再笑吧。笑完之后忽然又发现不知道自己笑个啥。
作者也许想告诉我们，相对于这个幸运儿，我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匍匐在这个星球表面的千万生灵是多么可怜。
在这样的暗示面前，我们通常是麻木的，或者是坚强的。但是我们也许不该嘲笑这样的愿望，因为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孩子式的愿望，因为幼稚所以令人感动，因为混沌所以无比尖锐。
这个世界出现过很多幼稚的愿望，或美丽，或过于美丽。我们表达，我们谈论，我们享受，但是并不当真。这个世界也出现过很多把幼稚的愿望当真的人，他们折磨自己，毁灭自己，却贡献给世界一颗饱满、甘凉的精神果实。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快感已经让我把书中所描述的那群小镇青年看作了某种意义上的“幸运儿”。直到最后，当邱大立在床底下，忽然像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那样脑袋里冒出一个想法，要和朱小玲以一个秘密生产核武器的架势制造一个“幸运儿”时，我才悚然一惊，这小子，搞什么名堂？等有那么一天，时机成熟了，人们将会见到……我没法认同作者所认同的“幸运儿”，但是能清楚地感受它。这也许是作者最有趣之所在，正像我在作者其他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一样。
李红旗不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他天性美好。当然有很多天性美好的人，在追求理想的路上成为了一个实际上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他是不会的。因为他不想生产核弹头，只是想生产“幸运儿”而已。
前面说这么多，是因为我个人也十分喜欢“幸运儿”这个词。也喜欢“幸运儿”作为一本书的名字。谁都希望自己的书架上有一本《幸运儿》，就算不读，放在那里也很好。当然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读，不可错过。
《幸运儿》是李红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主角是一群正处于青春期的小镇青年。他们年轻、叛逆，看不到希望，似乎生活在生活之外。他们的快乐与悲伤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但是无一不是生动有趣的。我相信这来自于作者切肤之体验。同时作者又把故事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讲述，使地理上的“小镇”最终具有了一种寓言的意味。在真实与荒谬之间，作者表现出了良好的平衡能力和惊人的叙事才华。
这也许不是一本完美的书，但是一本快乐的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新鲜经验。作为诗人、小说家，李红旗，这个二十七岁的英俊小伙，已经得到了众多同行的关注和赞美。我是他最热情、最着迷的读者之一。
我认识李红旗，是从他的一首叫做《朋友》的短诗开始的。我也希望那些还不熟悉这位作家的读者不妨和我一样，从这首短诗开始，愉快地进入他正辛勤构筑的世界。
一九九四年的秋天
许多人都学会了性交
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
还有好多人
在那年秋天到来之前
已经性交了好几年了
当然了，也有好多人
直到一九九四年的秋天
也没有学会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些在一九九四年秋天
学会性交的人
请想办法互相联系一下
说不定大家可以交个朋友
我本人当然属于九四年以前学会性交的那群人，但是不影响和九四年秋天学会性交的李红旗成为朋友。我很懒，尤其懒于动笔，已经好几年没写东西，这次答应红旗为他的书写这篇短文，只有一个目的，为我欣赏的朋友加油、叫好。希望他写出一本又一本好书，并且祝福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里我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幸运儿”这个词的。
第一章去我家吧
1
邱大立在街上遇到了杨波。
邱大立隔着马路问，“你要去哪儿？”
杨波说，“我正要去找你，你呢？”
邱大立说，“我也这么打算来着。”
三月的春风从蒙古大草原沿内蒙古和北京一路刮到了这里，将邱大立和杨波的对话吹得东倒西歪。邱大立隐隐地闻到了一股来自远方的臊味。
天色尚早，整片天空被风搞得狼狈不堪，阴沉着灰黄的老脸，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太阳大概很不乐意在这种丧气的日子里出现，它简直像月亮一般朦胧，羞愧地发着微弱的蜡黄色的光。如此荒唐的天气，谁能想像得到它居然是那么有用的一个大东西呢？
街上几乎没有人。世界像死了一样。
杨波和邱大立坚持转完了半条街，仍然没见到一个人。没有人，也没有事情。拐到另一条街上时，邱大立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从内蒙古大草原远道而来的飞尘和当地的浮土在风的鼓吹下占领了邱大立的鼻孔。邱大立决定回去，再这么转下去的话，很快就会被风化掉了。邱大立看看走在旁边的杨波，杨波一直将鼻子和嘴巴缩在翻开的毛衣领子里，他的感觉想必没那么糟糕。
“这种鬼天气，咱们不该呆在街上。”邱大立一张嘴，好多的尘土和沙粒便乘机溜了进去，他急忙用手在嘴边支起了一顶小帐篷。
“该呆到哪呢？”杨波透过毛衣领子问。
邱大立侧过脑袋吐了口唾沫，说：“去我家吧。”
第一章挥泪分别
2
邱大立的爸爸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邱大立没跟他打招呼。杨波叫了声“邱叔叔”，但是邱大立的爸爸没理杨波。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的屏幕。被先进的摄像技术处理过的赵本山，正以8：1的比例逼真地浮现在荧屏上，为邱大立的爸爸表演着精彩的节目。邱大立的爸爸看得很认真，脸上的表情比平时还要严肃，好像要从上面受到一些启迪似的。
邱大立的房间紧挨着客厅，隔壁住着奶奶。十年前，邱大立的爸爸说服母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搬到了这个小镇上。此前，他一直是北京卓有成就的成人用品商。一个无意中抓住的契机，使邱大立的父亲从普通市民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年先富起来的一小撮中的成员。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这首歌用浅显易懂的比喻表现出了那个各种机会俯拾皆是的年代的特点，不过，当那个让邱大立的父亲成为富人的契机出现的时候，那个被歌颂的年头已经过去了三年。一九八二年的初春，邱大立的父亲坐着火车辗转于全国各地寻找致富的机会，当时，除了母亲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支撑他的还有一颗踌躇满志的心。
在上海一家小旅馆的两人房间，他邂逅一名来自香港的新式避孕套推销员。他从没想到经过那么多年资本主义洗礼的香港也会有穷人。在祖国处处碰壁的落魄推销员姓林，名伟志，还不到三十岁，却在生意的摧残下显出一副万念俱灰的凋敝相。邱大立的奶奶曾经交待过邱大立的父亲：出门在外，要处处小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一起相处的前两天，邱大立的父亲尽量避免与那个长相古怪的香港人有什么正面接触。他每天早出晚归，做一些始终找不到头绪的“考察”。两天下来，除了了解到他叫林伟志，来自香港，晚上总吃一包两毛钱的“乐乐”牌方便面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对此挺满意。第三天晚上，邱大立的父亲回到旅馆，看到林伟志已经就寝，床头柜上放着一包拆了封的“乐乐”牌方便面。他没有多想，稍稍洗涮一下，也上了床。半夜，邱大立的父亲正陶醉在一个空前华丽的梦里，突然间，枪声大作，好像社会又乱了，他惊出一身冷汗，醒了过来，听到香港推销员林伟志正使着吃奶的劲玩儿命咳嗽。
“咳、咳、咳，咳、咳、咳。”他反复不停地这样咳着。
邱大立的父亲起身打开灯走到林伟志的床边，看到那个脸色苍白的香港人用凄然的目光望着他。
“同志，你怎么了？”
“邱先生，我病了，怕是回不去了。”林伟志吃力地说完这几句他并不擅长的普通话，便将目光移开，转而望着他以为是香港的方向，眼神中又添加了更多的凄凉。
“同志，别胡思乱想，你准是伤风了，最多输点液就没事了。”
“邱先生，我知道你心肠好，但是不用安慰我了，我的病我知道，”林伟志黑黑的眼眶里两行哀伤的眼泪扭动着身子游了出来，瘫痪在他的脸上，他伸过一只手，拉着邱大立的父亲，说，“邱先生，看你的面相，我就知道你是好人，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