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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趁着我父母亲打牌时，我问他们ravachol 是什么东西。父亲眼睛离都
没离开纸牌，说道：
“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性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
这使得我全身瘫软……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很好”，
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内心却
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
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
“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
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
是“莫名”之物。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海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
：
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
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 罪犯
＇，即使我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注目。
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名”。首先，
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道那个词的“真正意
思”。
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卡夫
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封闭。
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卓
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意
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身不
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
缚。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避免地
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的方式。
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
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
“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
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产生于未被运用
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
事实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为捍卫犹太人尊严而展开的“肉搏”中，
卡夫卡，这个生来不幸而羸弱的孩子，这个“最瘦的人”，的确难免失败的悲惨命
运，继而被沉重的失败之“罪”所压倒。然而，关键在于，他如何去经验和感受这
种失败之“罪”。
卡夫卡可以把这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样，他就
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结果，那沉重的失败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
了，但那绝非他本身应得之罪，并非“邪恶、神秘”的“莫名”之罪，从而也不会
“令我感到无端的恐惧”。要是那样，池就会意识到，那是生活向他强加的不公正
之罪，是“莫须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绝非“莫名”之罪。固然，
这有名之罪暂时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体上了，但它绝不可能“铭烙在心田”。
也许，“罪犯”二字可能表现出刻骨铭心的强度，但绝不至于到“无法以任何补赎
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于让一个人在即将终其悲哀的一生时，仍
被“莫名”之罪所压倒，仍噩梦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 罪犯＇ ”。相
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当然可以进行彻底的洗刷，那就是：战斗，那
就是：
永远不退出战斗而不是相反。也许，与生俱来的命运首先就扼注了我们的咽喉，
让我们在生理上那么羸弱，在心理上那么难以“挺住”，让我们“垮掉”，让我们
“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命运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贵的头颅，
我们就永远不会没有机会去涤荡那失败之“罪”的耻辱，洗刷那铭烙在我们皮肉和
心灵上的红字，从而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肉体能量的弱小是事实，但是，我们
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去弥补我们肉体能量的缺憾。我们可以
“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或许，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的身心能量
暂时无法成长到能满足战斗需要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潜心寻
找一条强身健体之路。或者，我们可以展开迂回的自救运动，通过某种自强不息的
努力，让生活偿还对我们不公正的剥夺。或者……要做到这些并不十分困难，只要
我们坚信自己无罪，只要我们永不抱怨，只要我们永远不说“不行”或“迟了”；
只要我们坚信自己生来不是要给生活打败：我们甚至可以在肉体上被消灭，但在精
神上却永远不可战胜；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把努力留给自己，把结果留给上帝；…
…一句话，只要我们承受住“悬而未决”，只要我们始终挺住、绝不放弃。
弗洛伊德刚进大学校园时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发现，
即便大学中那些高雅的知识分子，也对犹太人怀有可怕的偏见。那些人满以为他会
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从而自觉地与大家“划清界线”。对于这种公开的
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惊，但是“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相反他认为：“对于
一个积极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
地。……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
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
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然而，我们的卡夫卡没有把
那痛苦的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而是相反。无论当时是否情
愿，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带着这失败之“罪”的象征退出了战斗，并把它内
化为几乎持续终生的罪感。换句话说，他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
挫折，从而在相应的方面和程度上，中断了自己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败，那只是外来的挫
折；同样，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强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质上也只是外来的
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来的挫折经验和感受为内在的罪感。
实际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与死的残酷分量压倒了。他羸弱的生理无
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专制和野蛮”，敏感而脆弱的心理也没有“挺住”
的能力。在那场“肉搏”中“垮掉”，并产生内在的罪感，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此
而言，厨娘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可以说，厨娘只不过刚好提供了他内心所需要的
“莫名”之罪。与其说是厨娘导致了他内在的罪感，不如说是他内在的“罪感动机”
与厨娘提供的罪名产生了“匹配”，得到了某种确定的表达。当然，在整个过程中，
“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也不容忽视地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和
作用。
用一种近乎残酷的逻辑可以说，卡夫卡内在的罪感总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总有人会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厨娘，就是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最初，
“ravachol”一词的意思卡夫卡并不知晓，但却让他感到自己遭到“咒语”，从而
“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并让他“无端恐惧”。这一细节，刚好是对上述逻
辑的有力证明。
跟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有必要指出，我们并非是在就事论事，也不是要为
教育者应负的责任辩解或开脱，更不是在指责卡夫卡自己的过错。在这里，跟在其
他场合一样，我们刚好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不幸的根源。正如刚
才提到弗洛伊德，我们并非真是要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卡夫卡与大学时代的弗洛伊德
之间作出对比。弗洛伊德那段回忆让我们想到的，主要并非他面对残酷打击时健全、
清醒而坚强的身心状态，而是这样一种身心状态得以产生的幸运根源。
很显然，两种根源都存在于童年之中。关于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
往往成为致胜之本。用我们的话说，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爱，享有健全
的父母双亲之爱，足以保障他与父母实现正常的同化，成功构建儿童期神化工程，
从而谱写出动人的“移情英雄诗”。
可怜的卡夫卡却未能如此幸运。相反，他是不幸的牺牲品。正如我们从不同的
侧面所反复了解到，他从小就被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极深的剥夺和“阉
割”，以一个“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过早地暴露在那个世界面前。那是一个哥
伦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着“肉搏”的法则。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被严
重“阉割”的孩子，失败是注定的命运。而失败之“罪”及其内化而成的罪感，则
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