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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新建成的，庆长年间（1596—1615年），江户全城约有300余街。由于庆
长二十年（1615年）幕府制定了参觐条例，并于宽永十二年（1635年）进行
增补后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因而依照条例诸候必须一年住在江户，一年
住在自己领地，每年4月份进行轮换。同时他们所率领的家臣也要在这里居
住。这样，到正德年间（1711—1716年），全城街道增加到了933条，人口
数估计最盛时达100万人，超过了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城市。
江户除作为政治中心外，在中央市场体系中是关东地区的经济中心。关
东、奥州的诸候在江户建造有许多“藏屋敷”（货栈），使江户成了关东、
东北地区的年贡米集散市场。江户由于官方交通的需要，以江户为中心开辟
有五条交通干线：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奥州道和甲州街，五条道路合
称为“五街道”。它为藩间贸易和地方与中央市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
条件。
大阪，自丰臣秀吉建城后，就是国内的物资集散地。大阪在中央市场体
系中的作用，首先是年贡米的集散中心。西国、北国的诸候在大阪建立了大
批的“藏屋敷”。17世纪末，大阪有97所这样的货栈，入库栈米超过100
万石。此外，萨摩的砂糖、土佐的纸、阿波的靛蓝等，也都是存栈商品，由
此再销往全国各地。
千年皇都的京都，历来也是工商业的“座”（同业行会）和批发商云集
的经济城市，而且还是各种新旧社寺鳞次栉比的宗教城市。它的传统手工业
产品，如高档丝织品、武士衣甲、描金漆器、茶具、祭祀用品等，都是领主
和武士阶级需要的奢侈消费品。许多藩在京都都设有“国问屋”（采购店）。
17世纪末，各藩在京都的采购店多达55个。
宽文年间（1661—1672年），河村瑞贤遵照幕府命令而进行的航路整修，
使原先的局部性航运形成了规模。当时主要的沿岸航路有江户与京阪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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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路和东环及西环航路。负担江户与京、阪间漕运的船只，有定期的货物船
和运酒船。东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经津轻海峡出太平洋，到达江户。
西环航路，从日本海沿岸出发，绕下关海峡经濑户内海，到达大阪。由于海
运的畅通，使地方市场同中央市场的联系变得方便而且频繁。
幕藩制市场的双重结构，是以先进的畿内和落后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
平衡为条件的。幕府中期以后，地方经济的变化对封建的市场结构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首先是工业地理的变化，使近畿地区失去了优势。如关东的棉花
种植业，由于肥料费用低于近畿而得到发展，而且当地生产的棉花已可以在
藩内就近纺织而推动了织布业的发展，这样就改变了棉布供应须依赖畿内的
局面。生丝产地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而逐渐东移，宽保时 （1741—1747年），
关西的蚕业已为关东所取代，关东上野（今群马）的桐生，由于从西阵（京
都市上京区）引入先进的机织技术而发展为与西阵并驾齐驱的两大丝织业中
心。随着地域经济的变化，各藩开始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并相继实行专
卖政策。专卖的结果减少了转运中央市场的商品量。19世纪初，幕藩制市场
结构开始走向衰落。
（4）货币、金融和商人资本的兴起
统一货币的工作，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已着手进行。当时铸造了大型和小
型金币，以及用银和铜铸造了天正通宝、永禄通宝两种硬币。庆长三年（1598
年）秀吉去世，庆长六年（1601年）德川家康下令改革币制，先后铸造金币
大判 （十两）、小判（一两）、一分金（l/4两），以及银币丁银和豆板银，
同时铸造了银钱庆长通宝和铜钱元和通宝。宽永十三年（1636年）又铸造了
铜钱宽永通宝，宽文十年（1670年）禁止古钱流通。以上货币逐步取代了各
藩的地方货币“灰吹银”（粗制银锭）。到17世纪末，幕府发行的货币成为
全国统一的货币。然而，各藩因财政窘困又开始陆续发行地方纸币藩札。虽
然藩札只能在领内流通，与外界交易时仍需兑换成金银正币，但增强了地方
经济的独立性。从1661年福井藩首先发行起，到18世纪上叶各藩已普遍发
行。
在幕藩制市场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很快。德川时代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称
兑换商，其中著名的有大阪的“十人兑换”。“十人兑换”相当于全体兑换
业的管理者。由于幕府的出纳由其办理，破例允许他们带刀。江户的兑换商
有兑换金银和一般兑换（换钱、换米）之分。兑换金银的，除从事金银买卖、
贷款、汇兑、存款等一般金融业务外，还办理幕府和诸侯的汇兑业务。最大
的金银兑换商是三井。由于当时的兑换商也兼任大名“藏屋敷”的“挂屋”
（负责贷款出纳）等职，随着其财富的增长，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大阪“十
人兑换”中的一人鸿池，同时担任加贺、广岛、尾州、纪州各藩的“挂屋”，
仅从各家领取的禄米总计就有一万石。许多陷于财政困难的大名，还常以将
来运到的米作为抵押，或出让贡米收缴权，从他们那里预借款项。
占商人资本第二位的是大批发商。德川时代，批发商的主要经营方式，
是受货主委托（或从货主那里买进货物），转手把货物倒给经纪人。为了对
营业进行垄断，他们往往成立各种组织，如江户的“十组问屋”，大阪的“二
十四组问屋”，都是有名的批发商垄断集团。往来于江户同京、阪之间的货
物船，也是这些批发商集团经营的。正德年间 （1711—1716），大阪有批发
商5655人，经纪人87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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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一些操纵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商人。大阪堂岛的大米市场是以出
售各藩存储的大米为对象而发展起来的。正德时期，有一些商人从事买卖各
诸侯“藏屋敷”发行的米券，后来发展为官方承认的大规模投机交易。堂岛
米价行情的涨落，牵动着诸侯的喜怒哀乐。在对外贸易方面，商人垄断了当
时主要进口货物之一的生丝，以垄断价格转售给各地。此外，对马（今长崎）
的宗氏垄断了同朝鲜的贸易，岛津氏利用琉球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
随着商业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商人资本，有的投放到对大名、武士和一般
人的高利贷活动，有的用于土地开垦，有的则投入到家庭手工业或渔业上。
他们控制着日本全国的经济。商人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同时削弱了强大的幕府政治。
（5）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
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涉及的也不只是海外贸易，
它是幕府整个统治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反映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烈。
还在丰臣秀吉时期，为转移暂时屈服其武力但随时可能叛变的藩侯、大
名的目标，并想从对外贸易中攫取巨额利润以解决财政困难，发动了长达 7
年的侵朝战争。当时，日本同中国、吕宋、台湾的关系，也相当紧张，然而
另一方面，各地大名和京都、大阪的商人出海贸易仍很活跃。文禄初年（1592
年），官方制定了朱印船制度，商人出海必须携带“朱印状”，状内载有航
行目的地与身分等证明，以有别于走私和海盗船。
德川幕府初期，贸易作为财源之一，曾得到政府鼓励，朱印船制度也有
进一步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在国内兴盛起来。庆长七年（1605年）
全国的教徒，总数已达70余万人。丰臣秀吉时因信徒的活动有乖日本纲常伦
理曾一度驱逐传教士，但因未禁止通商贸易而未能禁绝。德川家康虽贪图商
贸之利，但对包括大名在内的信徒人数激增，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尤其是通
过一次信徒内讧。暴露了在德川家康身边竟有10余名基督徒。于是在庆长十
七年（1612年）对直辖领地下达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次年，又将禁令推行
到全国。从此就开始了驱逐教士、捣毁教堂、强制改宗等大规模宗教迫害运
动。
家康之后，幕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针，同时将英、荷两国的贸易活动
限制在平户、长崎两地。英国不久即关闭了在日商馆，停止了对日贸易。但
是西方传教士无视幕府命令，仍继续秘密来日，国内信徒也没有被肃清。因
此，德川家族继任者又加紧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宽永十年（1633年），幕
府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只和朱印船以外的日本人出海；在海外侨居超过5年
的日本人，禁止回国。这是锁国令的开始。宽永十二年（ 1635年），幕府
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出海；不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同
时，中国驶来的船只也只能到长崎。次年，在长崎港内辟出一个沙洲即所谓
出岛，让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
宽永十四年（1637年），日本发生了岛原之乱。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的
旧领地岛原半岛和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领地天草岛等地的基督徒，因新领主
大肆镇压而爆发了大规模反宗教迫害起义。次年，起义被镇压后，幕府一方
面疯狂地对信徒处以极刑，一面加强了锁国措施。宽永十六年 （1639年），
下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将长崎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幕府烧毁
了企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