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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你要记住，记者永远是对他们的上司负责的，而他们的上司要对更高一级上司负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被雇佣的，每一个雇员的第一要务是，要确保本公司的产品必须符合老板的真实意图，否则必然损害到雇员的切身利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网络总裁莱斯利·莫维斯说：“赚钱的多少，是供我作出判断的依据。”他利用“9·11”事件，为公司裁减新闻人员的计划寻找理由。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可能滴水不漏，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件事情都实施严格的控制，每日新闻报道的速度之快，不可能每件事都征求老板的意见。但是，决定新闻记者的饭碗和职务的，最终还是他们的老板。老板们自然喜欢那些听话乖巧的职员。
这件事，只是暗示了新闻自由神话中似是而非的一面。保守派对社会问题反应最强烈的新闻报道是：堕胎问题、枪支控制、同性恋和宗教问题。在华盛顿，1998年对媒体的编辑和记者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对于这类问题的反应确实比其他美国人要“自由”得多；他们赞成选择性堕胎，容忍同性恋，支持对枪支加强控制。但是，新闻记者们在经济问题上却比普通的美国人更加保守；在税收、贸易以及政府开支等方面，他们赞成向企业倾斜的立场。这种观念上的倾向，可能也反映出了新闻记者所属企业中老板的态度，大多数企业的老板都是温和的共和党人，或者属于中间派的民主党人，他们热衷于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却回避比较保守的社会问题。与这种观点唱反调的新闻报道，可能要激怒一些保守主义分子。因为，美国的新闻自由，也只是有限意义上的自由。
新闻自由秀臣服政府的新闻自由
政府有时也会利用公开的审查制度，对新闻记者的报道进行规范。但是，更常见的却是新闻记者的自我约束和自觉服从。只要简单地服从老板的命令，其结果一般都能够使新闻内容反映出企业界的观点，包括企业的一些基本信念，即自由的私人企业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一种福分。美国政府永远是鼓舞世界的一种力量。全球化的抗议者是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愉快地、无休止地购物，才是每个美国人应尽的爱国义务。
从我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对于其他内容的报道就不太受欢迎。几年前，我的一个老板威胁说要解雇我，因为我播发了一篇讽刺性作品，内容是取笑国家广播公司和麦当劳的一个电视节目。他们设计了一个促销计划，通过电视节目的中彩设奖，每天晚上投入1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目的是引诱美国人消费更多的垃圾食品。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的作品很有风趣，但是它抨击了自由企业的基本制度。你不能够这样做！”当时，有一家美国杂志雇用我来调查新当选的总统乔治·布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大半生都从事石油生意的商人，有可能准备削弱对环境污染的控制。编辑们三番五次地要求我重新编排这篇报道，最后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底线：“这个故事要吸引所有的读者，包括在我们书中做过广告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司机们。”显然，他们是要鼓励购置汽车，鼓励消费石油。
我可以引证其他起初准备发表但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故事。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它们过分尖锐地抨击了已经形成的社会秩序。然而，我个人的经历，仅仅暗示着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我开始写作《臣服：媒体和里根政府》这本书时，新闻记者们向我讲述了关于直接和间接新闻审查的事例。要想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最好读一读《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邦纳的故事。1983年，邦纳被该报主编撤掉了中美洲记者的职务，因为他的新闻电讯暴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消息：华盛顿正在其后院支持恐怖主义，而不是民主和人权。他那最富有爆炸性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萨尔瓦多军界要员阿特拉斯卡特林·巴塔利翁在1981年屠杀了数以百计平民的经过，死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的军队就是美国顾问帮助培训的外国军队中的一支。里根总统曾经派遣美国顾问去帮助他们，警示他即将来临的共产党势力对萨尔瓦多的接管。邦纳的文章1982年1月27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在那一天，里根政府向国会书面证明，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现时政体，正在做出“重大努力，以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法则”。里根的官员与新闻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以及其他右翼喉舌对邦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将他描述为亲共产主义分子。在六个月之内，他就被解了职。实际上，最后向邦纳扣动扳机的人，正是他自己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后来，邦纳对我说：“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的报道不合时宜，或者说不符合阿贝·罗森塔尔经营的《纽约时报》的办报宗旨。”罗森塔尔是该报纸的主编，他否认他对邦纳的重新安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目的，只不过是正常的位置调整而已。但是，这些事件的如此巧合，不能不令人吃惊。因为邦纳的报道与华盛顿表白的事实相矛盾，从而受到政府、其他的政治联盟和《纽约时报》的攻击，称他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邦纳的位置，很快被其他更乐意传递美国官方对于战争看法的记者所顶替。又过了几年，在罗森塔尔退休之后，邦纳重新被《纽约时报》所聘用，目前他还在那里工作。
新闻界对当权者的奉承，并不仅仅局限于里根时代。而且表面上，政府通常不公开地给媒体施加明显的压力。例如，在1988年里根总统离开白宫以后，媒体还在不断自发地报道里根梦想：导弹防御系统。而且，这种报道的语气客气得令人吃惊。我之所以使用“客气”这个词，是因为这些报道几乎没有说明导弹防御系统中最令人尴尬的弱点：它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多年来，这个一直处于研制状态中的导弹防御系统，甚至不能通过所谓“捷联式”的低级测试：试验去击毁一枚已经事先知道其速度和弹道的运行导弹。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的发言人罗伯特·帕克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导弹是一种逃逸物体，在装备了诱惑导弹之后，要想击中它们是“没有指望的”。
然而，在美国共和党右翼派当中，对于导弹防御系统的信任已经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更不用说从五角大楼的合同中赚了惊人的巨额利润的赖特翁公司和其他支持右翼的公司。所以，该计划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动力。至今为止，美国的纳税人已经为导弹防御系统投入了1000亿美元，到2025年还要再投入2380亿美元。1996年，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政府敦促对导弹防御系统再投资135亿美元，而且到1999年仍然未决定是否要部署该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媒体报道他们的演说时，从未指出过该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海市蜃楼；每篇报道却都暗示，这样一个系统理所当然的能够建成。新闻媒体将其报道的焦点聚在克林顿与参议院罗伯特·多尔的战术之争上，后者在即将来临的秋季大选中，是克林顿与共和党之间竞争的一个对手。媒体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诸如哪个人想以最快的速度建成这个系统？谁看起来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更强硬？摇摆不定的投票者将如何反应？
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拥护共和党还是拥护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于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御用文人的角色。华盛顿的新闻界打着客观性和政治中立的旗号，将自己的新闻源泉局限在华盛顿的权力圈内：政府官员、国会有影响的议员、“思想库”的专家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争论只会局限在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无论某个观点在某个知识阶层是多么的正确——譬如说，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技术上的白日梦——如果这个观点不经过华盛顿官僚机构中的大人物们的激烈辩论，它是根本不会引起社会重视的。
简而言之，华盛顿的新闻界扮演了一个宫廷御用文人的角色。它熟练于详细叙述宫廷政治的阴谋诡计：总统提出了什么建议？国会做了什么样的反应？谁能够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权力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些信息并非不重要，然而老百姓真正期待他们的政府所说明的，决不是这类新闻。这样看来，记者们似乎在政治上无发言权，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新闻界从来不愿意摆脱权威人士对其报道内容的影响，所以它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几乎无法做到像先驱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对于国家统治者实施检查和平衡的功能。
一种必然的结果是，新闻界将只能像反对党那样对抗某个总统的权威。由于新闻记者在表面上必须保持中立，而且必须重点报道官方的消息，他们就要利用反对党的相左观点，使他们的报道保持平衡。如果反对的呼声较强烈，那么对抗总统的报道才会相应地更加强硬。尽管总统的形象塑造与媒体的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但是就是靠这个平衡的经验法则，人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里根总统得到了那么多的正面报道，因为民主党人士根本不愿意批评他。但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实际上从他就职的那天起，他就受到猛烈地抨击。主要是因为共和党人，尤其是共和党的极右派要找他拼命。
那么乔治·布什又如何表现呢？在就职典礼之前，人们猜测他似乎肯定要用粗暴的策略对付新闻界。因为，许多民主党人仍然对佛罗里达投票的结果表示不服气。但是，当布什就职之后，他对民主党人就既往不咎，并宣布信任两党的合作。大多数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布什施政计划中的为企业和富人减税的内容。因此，他几乎没有遭受媒体的批评。简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