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撬任褰谴舐サ墓僭泵呛玫枚唷Ｒ蛭拦俜酵耆袢习⒏缓拐秸杏衅矫裆送觯拦挛沤绾敛换骋傻囟源私辛吮ǖ馈！ �
美国的媒体没有必要反射性地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他们应该扩宽他们意识形态的透视范围，应当报道所有有意义的观点。譬如，主要媒体几乎从来没有刊登提倡对“9·11”事件作出非军事反应的文章。《纽约时报》，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他们的公众意见版面上，每天都是在愤怒地叫嚣着要求对阿富汗等国立即实施轰炸。而电视生产商对缺乏不同意见的解释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反战者。这绝对不是事实，他们肯定没有认真寻找。到9月28日，几乎有200名杰出的美国人，包括电视界一直推崇的名人马丁·希恩和邦尼·莱特，以及国际著名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和弗朗西斯·穆尔·拉普，已经签署了一份声明，要求“正义而不是复仇”。该声明后来被各个报纸作为一种广告发表了。在美国有些东西似乎是要花钱才能买到自由的。
美国媒体确实对阿富汗战争提出过批评，但是仅限于批评它的战术问题，而不是它的基本原理。这是宫廷争议的一个良好的事例：因为华盛顿政府对如何实施这场战争意见不统一，美国媒体长篇大论，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分歧。所报道的文章就下列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辩论：布什的空中打击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是否需要动用地面部队？军事联盟是否有效？等等问题。至于这场战争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9·11”事件是否能够激发美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外交手段？这些问题就根本没有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
假如美国人民了解那些被媒体对他们隐藏的事实，世界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变化！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应少做一些表面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这样有助于美国人民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在海外的声誉如此不平衡，它将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外国人不是不可理解的、顽固不化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同样有缺点、优点和弱点。进一步改变我们既往的新闻报道理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国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为什么他们比美国人更关心全球化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对华盛顿在环境问题上拖后腿和对美国表现出霸权的帝国主义姿态表示愤怒，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当然，完善新闻工作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丰富新闻信息也不会自动改进国内的政策，或者马上能够自动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但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国的媒体仍然埋头于牟取暴利，仍然保持他们宫廷新闻的姿态，美国的公众注定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谁也没有义务去适应美国
那是在5月下旬的巴黎，一个天气十分宜人的上午，初夏的阳光洒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使邮电局的黄底蓝字的徽标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这个邮电局里面熙熙攘攘，顾客排着一行行长长的队伍，在等候着服务。
在过道的中央，站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满面愁容，旁边站立着已到大学年龄的女儿。这位妇女不耐烦地环视了一周排列的长队，然后走到一个没有人排队的窗口前面，那个窗口上摆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停止营业”。在那个窗口后面约15英尺处，放了一张办公桌，有一个像经理模样的职员正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数着一叠叠现钞。这位妇女面朝他的方向开始用英语大声地喊叫起来，同时挥舞着她手中的一把旅游支票。“喂，喂！你们这里兑换这些旅游支票吗？”那个男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他似乎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位妇女要朝他大喊大叫？看来他的票子无法再继续数下去了，便索性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妇女喊出的连珠炮似的问题上，然后用不熟练的英语回答了她的问题。“对不起，夫人，我们这里不兑换旅游支票！这里是邮电局。”这位妇女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不兑换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兑换？你们都兑换什么东西？”其他顾客的目光一时全集中到她的身上，并且对她表示出厌烦的神色。但是，那个职员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缓缓地站起来，对这位妇女耐心地解释道：“夫人，在银行里才办理兑换旅游支票业务，银行在道路的那一边，就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现在，她几乎哭出声来：“哪一条是蒙圣米歇尔大街？是外面的这条街道吗？”他还未来得及对她提供进一步帮助，她已经跺脚走出了邮电局。这位妇女并没想到对帮助她的人表示感谢，而是气愤地对她的女儿抱怨道：“听我说，詹妮，我对这个鬼地方真是感到失望！”
也许，这位妇女只是那天的运气不好。但是美国人在国外的表现，绝对不会都是那样没有修养的。我曾经遇到过的最讨厌的旅游者就是一帮英国狂热的足球迷，那群乌合之众把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简直变成了公共厕所，他们嘴里还哼着带着种族主义倾向的小曲儿。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讲他们的国语时，都会有一种更加舒服的感觉。而且，当我们美国人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时，还会有一种更强烈的优越感。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有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不同，美国进口的外语书和电影非常之少。在我们的新闻广播中，几乎听不到外国人的语言。美国人认为，外国人应该来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他们。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许多欧洲人都讲两种到三种语言。在非洲，多语制更为普遍。我记得在肯尼亚北部的一个积满灰尘的小村庄里，一个12岁的小孩可以讲四种语言：他母亲部落的语言、他父亲部落的语言、斯瓦希里人的泛非洲语言与在他学校里学习的英语。那个男孩并不感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能用废电线拼装起来一辆辆玩具小汽车，经常驾驶着它在村里的小巷里四处招摇。非洲人和欧洲人并非天生就比美国人聪明。他们拥有的正是我们恰恰缺乏的。英语在美国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尽管世界上有些地方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一旦我们走出国门观光旅行时，你就会发现世界的许多地方，讲英语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欧洲，在那里的许多跨国公司，甚至在德国的邮局服务中，英语已经成为他们官方准许的工作语言。假如，美国的旅游者们真正学会几句当地的习惯用语，如“早晨好”、“劳驾”、“这种食品真好吃”等，他们肯定会对自己正在体会的地方民间文化有一种更加丰富的体验。
然而，用一种刚刚学会的新的语言结结巴巴地与人讲话，确实很费时间，而美国人一直感到所缺少的正是时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蒙塔尔奇诺一个到处都是鹅卵石的山城里，有一家自1808年开业、一直持续至今营业了200多年的酒吧。在那里为我服务的店员是一个动作麻利、性情开朗乐观的摩洛哥人。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一直用意大利语谨慎地交流，但是从他与其他顾客的交谈中，我发现他英语讲得很流利。然而，就在那天下午繁忙的工作之后一个短暂的休息间隙里，他坦率地承认，有时候他也会与美国客人闹纠纷。他抱怨说：“美国人总是匆匆忙忙。他们花15分钟时间喝酒，再用15分钟时间参观大教堂，然后还要留出15分钟到另一个城镇去。所以，他们总是显得风风火火、烦躁不安，一不小心就要产生口角纠纷。他们一进门，就想即刻得到他们的饮料，甚至在还没有喝完饮料之前就要买账单。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品尝了这里的美酒。”那个美国人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他招待美国客人的酒，是意大利的极品布鲁耐洛葡萄酒。
像许许多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那样，只有在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看出美国人的生活已经疯狂到如此地步。10年前，我记得在我第一次环绕世界旅行的时候，途中路过旧金山。由于需要带一瓶酒去与朋友们聚餐，便走进了我们社区里一家经常被人光顾的商店，那里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立刻使我看花了眼。我的前六个月是在东部非洲和泰国度过的，那里的商店要简单得多。我终于选中了一种酒，然后转身朝着付款台走过去。这时，另一位顾客看见我走过来，他便急急忙忙抢先赶到了付款台前。他二话没说，先将他手中的那瓶酒随意地放在柜台上。收款员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查看了一下标价金额，把它输进了收款机。然后，便将一张打印出来的商品金额的账单，塞给了那位顾客。而那位等得不耐烦的顾客，早就把他的信用卡准备好了。在匆忙的交易中，他们好像没有使用过语言，即使使用语言也就是单音节的英语单词。总之，我几乎没有听懂他们说了什么。当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因为我现在仍然保持着非洲人的习惯。在非洲，如果店员和顾客是这样的表现，不是被当作毫无修养的人，就是将被视为精神错乱者。这种不进行目光交流，不相互问候，不相互致谢，不相互闲聊一下对方的健康，或者聊聊任何其他的什么事情，在非洲人的眼里，将被视为野蛮人的举止。
我再一次强调，非洲人不是天生就比其他的民族友好。在适当环境里，美国人也非常友善。其根本区别在于非洲人居住的社会条件鼓励交流，不提倡匆匆忙忙的生活，他们将公共福利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一个未工业化的社会里，时间是靠太阳的弧度和季节的变化来大致估算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