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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武力进犯伊拉克的计划在世界上不受欢迎，但是布什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实施。当约旦河西岸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举世关注的严峻时刻，华盛顿却一再坚持自己的顽固立场，即使在不断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之后，仍然支持以色列肆意侵犯巴勒斯坦城市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官方和民众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的做法太过分了，但是布什似乎更注意共和党右翼的批评，批评他对于以色列的支持还不够坚决。
在“9·11”事件过后的6个月的纪念日来临之际，总统保证要将人类引导到“一个没有恐怖的和平世界里”。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可以在情理、善意和相互安全的前提下解决所有争端。但是，布什的顾问却在多种场合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地位。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将当今的国际形势比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的情景。赖斯辩解道，正像50年前的冷战时期一样，当时共产主义的威胁使得其他国家紧密地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当今恐怖主义的威胁使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布什政府显然希望，当今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同以前的冷战时期一样，使美国对外政策成为战争的组织原则。一次冷战似乎不能满足美国对霸权的需求，布什的官员宣称，对付恐怖主义的战争，将再持续40或者50年，这种说法可能根本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于美国人和非美国人来说，其寓意是极其深刻的。第一次冷战使得“军界…企业界的联合体”永久地被保留下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1960年的告别演讲中告诫人们，要时刻警惕这种现象的出现。42年之后，国家的军事需求对于五角大楼的军事预算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是，武器制造商、军事服务业，以及急于为选举者提供就业机会的国会议员们，对五角大楼施加压力，从而造成了高额的军费开支，他们根本不考虑美国实际上面临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冷战结束时，他们承诺的和平红利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这种局势，一方面使得美国财政赤字增加，从而走向贫穷，又直接威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果一个军事大国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那它又有什么存在意义呢？自从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公众一直对海外的军事参与持十分慎重的态度，然而布什的官员却告诉记者，“9·11”事件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观点。现在，既然美国已经遭受了直接的攻击，美国人就应该准备好，随时要面对战斗和死亡。因此，近年内美国很可能在海外经常进行军事干预的行动。由于这种军事干预行动，很可能激发一些生还者对美国的仇恨，恐怖主义报复的概率将不断增加。华盛顿又将此类的报复行为，作为进一步军事干预的理由。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将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这是多么一致的“后坐力”综合症。
美国美人欢迎来到21世纪
欢迎来到21世纪
在维苏威火山埋葬了庞培之后，古罗马人已经深刻地责备过他们自己。显然，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被毁灭的悲剧，意味着他们已经极度地激怒了上帝。现在，美国所采取的行动方针恰恰相反：我们是无可责备的。“9·11”恐怖攻击是魔鬼般的行为，上帝支持我们做出一切反应。我们将做出反应中的一个迹象就是，“9·11”之后的美国，“上帝保佑美国”的歌曲迅速变成了美国人的口头禅。甚至像威利·纳尔逊这样的反文化人物，也热衷于演唱此歌，假如没有美国，似乎世界的游戏系列就不完整。在第一场游戏的过程中，布什总统便出现在屏幕上，他要向观看这场仪式的数万名观众保证：“我们将打败一切邪恶的敌人！”体育场里的观众顿时群情激昂地站起来，挥舞着美国的国旗，唱着“上帝保佑美国”的歌曲。同时薇娜莎·威廉也在发表动听悦耳的祷告词，万能的上帝将“站在我们的身边，用天上的一盏盏明灯，指引我们穿过黑暗。”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一条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美国不怕任何人。开始行动吧！”
毫无疑问，美国的宗教信仰和爱国热情，帮助美国经受了“9·11”事件之后那段艰难的岁月的考验。那场恐怖主义的进攻，无意识地更新了已经枯萎了的民族团结的信念。许多美国人感到，能够对像本·拉登那样可鄙的人及其走狗产生仇恨，是他们的骄傲。但是，自鸣得意的情绪，也涵盖固有的弱点。因为它遮挡了许多美国人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这场悲剧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刻的含义。
人们会这样认为，“9·11”事件之后，在我们最亲密的盟国之间露出了反对美国的苗头，这也许会使美国的行动暂缓下来，使美国人民冷静地思考一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由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精英们展开的大多数讨论，都避免做批判性的内省，不愿意探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9·11”事件之后不久，美国前任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阿兰·温特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敦促美国除了追查恐怖活动的凶手之外，“美国需要一点真挚的自我反省，认真观察一下别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并思考一下引申出这种看法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明智地对付当今面临着的极其痛苦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他还建议：“我们必须克服自以为是的传统观念，即总是认为我们是一贯正确，只有我们的方法，才是惟一的方法。”可惜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而整个国家的主流的看法是，美国被冤枉了。任何倡导进行真挚地自我反省的人，似乎是在责备当今的受害者。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美国确实是被冤枉了，本·拉登确实是个地道的恶魔。他和他忠实的追随者应该受到惩罚，未来不允许再发生类似的进攻。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不幸的是，我们目前使用的方法，似乎很可能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不能使事情变得更好。
美国面对着一个令人迷惑的矛盾：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评价标准，我们是所有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另一方面，人类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没有任何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强大，它也不能够完全地抵御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的威胁。就在超级大国正在被废弃的这一时刻，我们作为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面貌出现了。
2001年10月9日，在“9·11”事件后这段时期内，出现了最有启迪作用的、未被注意的新征兆。在这期间，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袖洛德·罗伯逊。在会见之后的一次常规性的新闻报道中，布什指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52年历史中，它第一次开始履行保卫美国的义务。布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理解这一如此巨大的进展的历史意义，美国和德国的媒体（当时我正在德国旅行）同样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做，有利于强调这两国领袖就阿富汗战争问题所达成的共识。然而，事情很清楚，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美国当初在冷战期间为了防御苏联对欧洲的进攻，而缔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却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保护它自己。岁月更替，日月轮回，历史长河中也经常出现因果关系上逻辑倒置的局面，即一种事件会带来更深刻的自身影响。美国的这种情况，似乎就属于其中之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向功能，证明了一些分析学家近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冷战最初的指导思想已经过时，军事力量不再能够保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9月11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未能阻止一小撮仅装备着箱子、切割刀、勇于为事业献身的杀手们的进攻。在因特网通讯、24小时金融市场，以及全球化生产体系的时代里，国家的主权尽管仍然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新时代面临的威胁是全球范围内的，只有经过全世界民众的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它。譬如，气候的变化，可以在不开一枪一炮的前提下破坏经济，摧毁食品生产线，只有通过全世界共同努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降低对环境威胁。爱滋病、疟疾，以及其他已经破坏了第三世界不完善的公共健康系统的疾病，也是没有国界的。被自己国内的贫困和压迫逼得不顾一切的移民，跨越国界，蜂拥而至，将疾病带到了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能够单独抵御这类威胁的发生，甚至美国也没有这种能力。但我们仍然要欢迎新千年的21世纪的到来。
面对世界的这些千变万化，布什政府仍然专心致志于一种主张，片面地限制武器和推行飞扬跋扈的对外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政策肯定要激怒我们的敌人，疏远我们的朋友，使得全球的形势对于美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来说都会变得更加糟糕。布什并没有与滋生恐怖主义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而是更乐意采取有助于滋生更多的恐怖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不去保护维持地球生命的天然生态系统，而是拒绝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它造成的工业污染、环境恶化的现象；布什不是为了人类正当的利益和社会稳定去努力缩小贫富之间不合理的差距，而是用自由发展贸易的设想去加大这一差距。
科菲·安南的话是对的，他谨慎地指出，贫困本身并不产生恐怖主义。在2002年3月的一次发言中，这位联合国秘书长说：“穷人有许多负担，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穷就一定会产生恐怖主义。”然而，安南补充说：“如果出现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