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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无眠《假如阿Q还活着》（《书屋》1997年第5期）
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赵鑫珊《诗化自然哲学》
哲学家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诗歌曾经被汪国真的矫情所糟蹋，我忍受了，因为我还有中学生不读的哲学。散文曾经被余秋雨的矫情所糟蹋，我也忍受了，因为我还有大学生不读的哲学。但是现在哲学被赵鑫珊的矫情所糟蹋，我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难道僵化的官方哲学，只能用如此拙劣的代用品来取代吗？这也太过分了！
钟鸣《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和独角麒麟》（《畜界·人界》）
诗人钟鸣开创了一种怪异的文体。他驱遣中外古今的人、兽、神、妖，无所不用其极，其引文密度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在哥特城堡式的阴暗织体中高速运行的钟鸣犹如一只灵异的蝙蝠，他足以凭借自备的超声波而绝无撞墙之忧，然而头晕目眩的读者则难免一头撞在南墙上。对于同样是蝙蝠的读者来说，读他的散文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他像《管锥篇》一样，拒绝了注定平庸的绝大多数读者。
残雪《艺术复仇》（《〈书屋〉佳作精选》）
残雪的写作是实验性的，阅读残雪同样是实验性的。她不断打捞自己的内心，读者则不断打捞她的文字。想通还是没想通，对残雪不构成命笔前提，她感兴趣的是思绪的展开方式，意念的流动轨迹，情感的生成路径，而不是准确地捕获它。正如“残雪”二字本身极具意象张力，残雪的所有文字，同样呈现为纷繁迷离的意象群落，它是动态的。我们接受她的邀请，成为永恒现场的目击者，而不是急切地要求抵达。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
顾准与陈敏之在文革期间的秘密通信，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在此文中，作为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的顾准指出：“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他要问的新问题是（借用鲁迅的名言）：“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严格说来，永远不会过时。
贾平凹《丑石》（《抱散集》）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有些畸型，缘于他的审丑意识过于突出。这个从千年帝都走出来的当代作家、思想观念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农家之子，是传统中国全部密码的当代活标本，或者说是美丑难辨的活化石。《丑石》是一篇美文，一篇审丑的美文，也是作者不自觉的自画像。他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他同情于丑石的“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同时“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耶美耶？渺小乎伟大乎？让时间来裁判吧。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
造化钟神秀，华夏诞锺书。作为学者，钱锺书具有泰坦巨神的伟力，作为小说家，钱锺书具有峥嵘特出的奇异素质，作为散文家，也许他只具有聊备一格的价值。它的优点和缺点不相上下，且呈齐头并进之势，而且要命的是，别人固然无法企及他的长处，甚至无法避免他的不足，正如我们无法指责太阳为什么那么喜欢炫耀一样。钱锺书亘古不变，所以，一切就看你自己所在的身心季节了。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
聂绀弩的文章一如黄山松，总是立论于险地，让读者乍一看不禁失笑，断言是个谬论。然而此公的能耐在于，他丝丝入扣地开启读者的自疑，最后让读者明白，自己习非成是的意见，才是真正的谬见。比如关于“怕老婆”，他这样认为：“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于是自以为立于不败之地的读者感到了地震般的撼动，而作家手植的黄山松在寒风中壁立千仞。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这篇报告文学，是我们这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开山之作。此后不久，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而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来不及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英年早逝。因此科学在欧洲是定理，而在中国依然是猜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报告的消息常常令人生疑的缘故吧。
梁实秋《谦让》（《雅舍小品》）
《雅舍小品》的作者梁实秋，擅长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为人注意的场景，用寥寥数笔的精确勾勒和恰到好处的雅淡幽默，对中国文化或普遍人性加以谑而不虐的针砭。文风淳正，不走偏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允称现代散文的不朽经典，非大手笔莫办。
黄爱东西《伦敦桥垮下来》（《新民晚报》）
爱东是“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名字，到了西风劲吹的时代，掇上词尾“西”，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足见黄爱东西的机变。她的小女人散文，正如其笔名中的小日本风，就像俳句与和歌那么短小。就像“每天爱你一点点”、“每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流行歌曲，她弹着“伦敦桥垮下来”的曲子，却连自己都奇怪，垮了很久，为什么至今没有垮下来。我也很奇怪，难道她还能垮到更下面去？
黄仁宇《首辅申时行》（《万历十五年》）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黄裳《海滨消夏记》（《读书》1981年第7期）
黄裳先生的“书话”不说别无分号，也是四海闻名的。这一篇的奇特之处却是，作者的说古道今不再只与书籍有关，而是因了那个荒诞时代，因了这位有着特殊性情的书生，古书中的古诗，古诗中的古牛，竟一一被奇特地激活。作者的深意流露得那么漫不经心，以至有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深意是：知识在灭知时代依然有其力量，趣味在无趣之地依然有其存活方式。
黄永玉《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黄永玉散文》）
画家谈人，永远有作家不可企及之处，他的笔除了横撇竖捺，还特别擅长勾勒线条，处理明暗，表现阴影，如果是中国画家，则还多出一份水墨烟云，供世态人情在文字里徜徉出没，每一句都似可有可无，同时每一字又似都在彼此照应，一旦照应上了，其中的意味立刻会丰饶得没完没了。一眼虽可览尽，三代仍留墨香。黄永玉堪称翘楚，谓予不信，请试读《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梁遇春《人死观》（《梁遇春散文》）
抄一段他的话：“胡（适）先生说：‘我总想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说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这句话大概总是天经地义罢，可是我觉得这种话未免太正而不邪些。”说得好，我们借此既可对胡适多些了解，又可对评论者多些了解。虽然，才子梁遇春也未必倾慕“邪而不正”的作派，更别说“邪而不正”的能耐了。比如，他为什么不回敬适之先生一句：做爱也是要用力气的。
遇罗克《出身论》（《光明日报》）
遇罗克烈士的这篇文章，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最强音，他的思想是朴素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仅仅由于出身，有些人就被剥夺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在生而不平等的地方，只有死而平等。遇罗克用生命得到了这样的平等。北岛在纪念他的名诗《宣告》中写道：“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了血红的黎明。”
董鼎山《忆中南京路》（《万象》1999年第一卷第5期）
“纽约客”董鼎山先生的文章在国内有格调的刊物上出没频频，但要说这位“白相相”的前辈文章究竟做得如何，竟仿佛无从入手。掌故，有一点，但篓子并不丰富；趣味，有一点，但味道尚欠勾兑。正经，有一点，不正经，也有一点。按说随笔就该如董鼎山这样写（至少照英国规矩是这样），拉拉杂杂，涂涂画画，但董氏散文给人的感觉是，辅料充足，主料马虎。附带提一下，许是“岁月催人唠”，董先生关于美琪大戏院名字的那桩趣话，小生我已听过不止一回了。
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乡愁的理念》）
香港散文名家董桥，因与大陆文化的间离效果，从容地以一种英式散文的疏淡之姿，悠悠采撷文化片石，给华语散文平添了一段风情。然而风情即便万种，有时会倒胃于过度的卖弄。本文是董氏代表作，也正是其卖弄风情的最佳标本。浅显而稍嫌甜腻的比喻，加以港式专栏作家媚雅文笔的随机点染，可谓瑕瑜互见，姑且立此存照。
鲁迅《战士和苍蝇》（《华盖集》）
绕不过去的世纪文化巨人鲁迅，小说和散文的成就都是世纪性巅峰。先生散文名作甚多，故有意避开坊间热选，独独拈出此篇短章，以回儆热衷于翻案、专挑鲁迅“缺点”的当代批评家的嗡嗡之声。先生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