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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er 17；20；June 101963。
在肯尼迪给国王发出贺电以后，华盛顿官员几乎一致支持国王。国际发展局的高德认为，国王对改革的认同已经使他疏远了伊朗的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地主，高德因此建议美国应该向伊朗提供贷款以支持那里的改革，以补充那些失去的伊朗富人的投资。国家安全局的执行秘书布鲁贝克（William Brubeck）对国王取得的功绩大加吹捧，他说国王已经“无畏、坚定地开启并推动了一个势必会剧烈改变伊朗政治形势和未来的改革计划”，他前无古人的实验是以“把农民增强为与今不同的、新伊朗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一极”为目的的。迪安·腊斯克国务卿也相信国王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应肯尼迪的要求发表意见时，他说：“支持和鼓励国王及其改革计划是恰当的……国王仍然是维护我们在伊朗根本利益的关键人物”。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但是曾在1961年支持伊朗变革的汉森没有被上述热情所笼罩，他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伊朗工作组曾要求支持一个具有改革思维的伊朗政府，国王仅仅是作为一个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而存在，但是因为阿米尼政府已经垮台，使得上述计划落空，汉森因此呼吁美国对伊朗进行更多的干涉。邦迪同意汉森的看法，在工作组准备召开对伊朗的决定性会议时，邦迪给其成员写了一封信，询问他们美国是否需要在伊朗的改革进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还引用了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说国务卿认为美国应该听任伊朗事态的发展，但是邦迪本人认为“美国再次（向伊朗）施加更大的（改革）压力的时刻已经到来”，不过他的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和专家对国王最初的改革步骤相当满意，国王毕竟加快了土地分配进程，为城镇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金，军队的规模也得到缩减并提高了它的效率，同时还降低了与苏联的关系热度，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农业计划也制定出来，尽管城镇知识分子、地主和宗教领导人对国王的厌恶不会立即消失，但是他们力量的分散和军队对国王的忠诚将保证伊朗现政权的稳定。那时虽然美国决策者也认识到国王存在一些缺点，但是仍然认为他是唯一能使伊朗保持政治稳定的领导人。
三伊朗局势的恶化与德黑兰骚乱
巴列维虽然仍然得到美国的认同，但是让美方担忧的是伊朗的局势越来越恶化。国王遭到的反对日益强烈，宗教界也和地主、民族阵线一道抨击政府。宗教界的反对主要是因为国王的土地改革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拥有大量的地产（Waqf），这也在国王的重新分配之列。一些教士则激烈反对妇女参政。这时阿亚图拉霍梅尼也开始引起全国民众的注意，他懂得民众政治的威力，大力批判那些深受民众愤恨的问题，例如独裁统治、外国（特别是美国、以色列）的影响、普遍的腐败和对新闻的钳制。Nikki RKeddie（ed）；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Shiism from Quietism to Revolution，New Haven；1983，pp66～70；88～92霍梅尼对美国尤其愤恨，让他最反感的是在1963年美伊商谈双边军事条约更新期间，华盛顿希望对方给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顾问法律豁免权，这引起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把这一条款视为殖民时代大国特权的残余，在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条款后，霍梅尼给予了最猛烈的抨击，他说这“将伊朗人民置于美国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美国是美元之地，因为伊朗政府需要美元”。在豁免法令通过后不久，议会又通过了伊朗向美国贷款2亿美元用于军事购置的提案，这部分证实了霍梅尼对国王政权的批评。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前引书；p111这一事件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和巴列维政权的权威。
这时伊朗的暴力事件频繁发生。1963年3月23日，在德黑兰以南的圣城库姆，政府部队袭击了一所学校，导致一名教士死亡、数名学生受伤，这激起了宗教界更强烈的反政府浪潮，在其后的一次宗教仪式上，布道者对国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把他列为什叶派穆斯林的最主要的敌人之一。面对库姆众多的宗教人士，霍梅尼也进行了一次饱含感情的布道，警告国王尽快改变政策。巴列维国王与此针锋相对，6月4日，他下令逮捕了霍梅尼和其他几名教士，并把他们带到德黑兰，这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对政府大骚动，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持续了5天，参加的有教士、学生、教师、店员、政府工作人员、工人和失业者等。国王试图用安全部队来控制局势，在6月5日，国王下令向示威者开火，结果在三天后国王基本控制住了德黑兰的局势，不过这是以数百人或许是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Ervand Abrahamian，Iran：Between Two Revolution； 前引书；pp424～426；460～461但是这次事件并未引起美国对伊朗局势的警觉。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2）
当1963年国王呼吁进行第21届议会（1963～1967）选举时，肯尼迪政府表示了欢迎，但是事后证明这样的选举并不能促进伊朗的民主进程。在有关这次议会选举的报告中，中央情报局称它的大部分代表在政治上都是默默无闻的，只有18人有过当议员的经历，许多当选议员对国王顶礼膜拜，没有一位代表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这次选举后，自1941年以来，国王首次完全控制了伊朗，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能挑战国王的独裁地位。Andrew FWestwood，“Politics of Distrust in Iran”，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demy No358；p134但是权力的增强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大，在过去，他可以让拉兹马拉、扎赫迪将军以及卡瓦姆和阿米尼等人来承受人民的不满，今后他将要单独面对国民的责难之声。
对于国王来说，1963年6月和1953年8月一样，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不过在1963年重新控制住局势后，他走向了极端独裁的地位。德黑兰的官方媒体对“黑色反动派”制造的动乱大肆抨击，美国的媒体则重复德黑兰的上述指控，给德黑兰的示威游行贴上反动的标签，因为在它们看来，国王是一位改革者，代表了正确的一方。不过应该注意到，美国决策者对国王的热情无法和新闻界相比。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一些官员意识到，国王可能不会长久地执行他的改革计划，中央情报局就认为白色革命的计划是虚弱的。对国王来说，进行持续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伊朗预算的25％仍然用于军费开支，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虽然激起一些农民的热情，但是合作社只有在恰当的组织下改革才能获得成功，否则，拥有小块土地的贫穷农民决不会希望自己出钱进行种植和推销。基于上述考虑，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预测，伊朗的农业将会呈倒退之势，事后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预算局的一份研究也表明伊朗的形势已经变得更严峻。实际上，国王的改革策略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的他们正在支持的全面发展计划并不一致，虽然经济萧条可以导致更大的城镇居民的不满，但是土地改革项目遇到的困惑或许会降低农业生产，国王进行的所谓改革并没有相应必须具备的经济和行政基础，国王也不可能在农民中间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将越来越依赖他的军队，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美国成为以短期的权宜之计和忽视改善人民福利的基本必需品为政策特征的政权的友好顾问”将会冒很大的风险。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112
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肯尼迪政府的伊朗政策评价
肯尼迪是唯一一位曾强烈要求巴列维进行改革的美国总统，但是恰恰在他的任期内，巴列维国王扫除了各种障碍实现了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肯尼迪政府的改革派们起了推动作用，正是他们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他进行改革，然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国王就是一名改革者。那些让总统相信伊朗的反对派上台是不可接受的国务院的专家们也要为国王反对者的失败负一些责任。巴列维国王本人也将要为他1963年的得手付出惨重代价。1963年事件和1953年事件一样，都强化了伊朗民众的如下认识：国王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取得胜利，美国是国王的坚定支持者。这一认识既否定了国王在伊朗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使得美国受到更多的憎恶，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把美国看作是无恶不作的“大撒旦”。James Goode，“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前引文。
其实，在1963年由美国培训的伊朗经济学家和计划者或者遭解职或者受冷落之后，美国对国王改革的影响就相当有限了。在伊朗的美国外交官也意识到，美国在伊朗青年中越来越不受欢迎，迅速增加的伊朗大学生尤其对贫穷的生活条件和模糊的就业前景充满怨言，他们尽管尊重肯尼迪总统本人，但是美国却被看作是不得人心的国王的主要支持者。西德在1963年针对伊朗青年搞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3％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侵略的”，在这一项中苏联的比率只有19％；85％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援助“使得富人更富”，只有8％的人认为美国的援助“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状况”；5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太倾向于使事情保持原状”，这充分说明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