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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 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 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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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五、暴虐与复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 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 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尽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 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冲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 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 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1965 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 烈的报复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1965年2月7日向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备忘录 附件A《进行持续报复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 的报复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复，但是对杀 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复，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 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复，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复。”
而威利和我的报复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 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年8月24日同宾西法 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 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 被指定作她们的向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 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 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 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 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 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 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分子用极其 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
8月26日清晨，西贡警察总署接到芽舨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一个名叫川荣的“战 略村”附近的大路旁发现了两具被杀害的白人女子的尸体。
我们赶到芽舨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公路一侧高大的槟榈树上，两个美国姑娘的尸体倒悬在空中，随着风轻轻地摇晃着。她 们的衣服都被剥光了，身上扎着无数根削尖的竹签，内脏从被剖开的腹部流出来挂在外 边，乳房也被割成两半。她们的脖子上各拴着一根绳子，吊着一块很大的木牌，那上面 用越南文写着：“Ha hutet nguoi My！”（美国佬的下场！）
从现场和验尸的情况分析，她们是在另一个地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带到这里 来的，其中斯苔拉被吊在树上以前就已经死了。
回西贡的路途中，威利一直默默不语。我猜测他是为一个同胞遭杀害痛心呢？还是 为泻了私愤并看到那个骂他“黑鬼”的姑娘自食其果而庆幸呢？
自从1958年开始，胡志明把数万名在北越经过恐怖活动训练的南方干部派回来进行 暗杀活动，许多政府、地方官员以至村长被他们以惯用的方式杀害了。那一年2月6日西 贡时间1时半，越共恐怖分子袭击了中部高原波来古的美国机场和兵营区，杀死美国人八 名，杀伤一百多名；2月10日，越共又炸毁了归仁一座美国陆军兵营；在总统选举前的两 天，越共在边和杀死了五名美国人……尽管如此，陈文香内阁对此却一筹莫展。我们忍 耐得已经够长了，每一个美国人都充满了强烈的报复欲，只要有机会就把这种念头付诸 实施。
朱迪和斯苔拉惨遭杀害后，威利因失职受到处分，并随时可能被调往老挝边境去， 这名黑人上尉心中郁积下了不可抑制的报复念头。当听到陈文香内阁把这次谋杀作为一 般刑事案件处理的时候，威利马上请示了理查森站长，同摩尔纳少校一起以美国中央情 报局西贡站的名义找到了具有实力的阮文绍将军。
“美国人应该考虑对北方轰炸之外的进攻，而不应该只想如何在西贡树立它的影响， 否则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阮文绍将军和当时在场的阮庆将军都是这么说。他们对美 国人，尤其是对泰勒大使，有着一股强烈的怨恨之情。他们对1964年12月24日泰勒大使 蛮横地阻止他们发动继推翻杨文明将军的政变后又一次旨在推翻陈文香内阁的企图记忆 尤新。
“如果美国为了两名女学生被越共杀死而大动干戈，那么被越共杀死在边和、波来 古、归仁的美国顾问、军官和士兵以及被他们破坏的机场和战斗机，难道还没有使泰勒 大使感到他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狗屁的文官政府，而是由军人组成的坚强稳定的政府吗？”
威利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至少他个人这么想。但是他不同意把朱迪和斯苔拉遇害 归结到一个离他非常遥远的越南北方去。他们是在这里杀害了朱迪和斯苔拉，所以他们 必须在这里受到惩罚，不管他们是否无辜！
8月29日那天上午，行动开始了，我们驾驶着吉普车在西贡大学附近寻找着。那时新 入学的学生已经开始到西贡大学报到，校内外来往的学生很多，身穿便服的摩尔纳少校 也混杂在人群中。起初，他同一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交谈了一会，然后来到教务署的报 名处附近。很快，他就发现了攻击的目标：两个面露焦虑神色的越南姑娘。
“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摩尔纳少校走过去，故意把英语讲得有点象法国人那 样。
“我的入学通知书没有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犹豫了一下，用紧张但是非常 流利的英语告诉他。“刚才这里的秩序很乱，我把入学通知书递进去，可是里面的人却 说没有收到。”
“也许我能够帮助你们想个办法。”摩尔纳少校一面假装思索办法，一面留意打量 她们。
戴眼镜的姑娘看上去大约十八、九岁，身材削瘦，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蓝格长裙；另 一个姑娘比她略高而且丰满一些，大约二十岁左右，烫着当时在西贡非常流行的发式摩 尔纳少校不难看出，她们是姐妹两个。
“你的通知书也丢了吗？”摩尔纳少校问那个烫发的姑娘，一面给我们发出了暗号。
“我已经读二年级了。”她有点羞涩地回答。“今天陪我的妹妹到这里报到，没想 到把通知书丢了。”
“请你们在这里等会，我到里面去查询一下。”摩尔纳少校说着转身走进了报名处 的房子。
几分钟之后，摩尔纳少校又返了回来。
“通知书一定是你们自己搞丢了。”他说。“学校告诉我，如果把入学通知书丢了， 就要到原来的考场对考证的号码，否则不给办理报到手续。”
“那可怎么办呢？”戴眼镜的姑娘急得脸色涨红。“我是在新安考场，离这里有很 远的路呢。如果等取来我的考证号码，报名的时间就要过了。”
“你不要着急。”摩尔纳少校见目的已经达到，心里十分高兴。“我对新安很熟悉， 距离西贡不过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正巧我有一个男朋友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搭乘他的汽 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赶回来。”
两个姑娘用越语商量了一会儿，好象不太放心。最后，戴眼镜的姑娘说：“对不起， 我们只好打扰你了。”
就这样，两名无辜的越南姑娘轻易地落入了我们精心策划的圈套。
中午时分，吉普车开出了西贡市，沿着公路一直向南驶去。直到那时，两名姑娘还 不知道她们已经踏上了死亡之路，反而怀着感激的心情不住地向我们致谢。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她们是新安市一家碾米厂老板的女儿。戴眼镜的姑娘名字叫淑， 18岁，报考了西贡大学经济系；烫发的姑娘是她的姐姐，名字叫勤，22岁，已经在西贡 大学读到二年级。她们把摩尔纳少校当作一位热心肠的“法国青年”，一路上为他介绍 着沿途的村落和风光。
威利一直默默地开着车。每当他从反光镜里看到那两个叽叽喳喳的姑娘，仇恨就从 心底涌上来。他似乎看到被倒悬在棕榈树上的朱迪和斯苔拉的尸体在随着风晃动着，看 到他自己在老挝边境被一群疯狂的巴特寮士兵把刺刀深深戳进心脏，看到他的尸体被遗 弃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一头大象把尸体踩扁……
“威利。”我叫他。
威利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猛地醒悟过来自己是在吉普车上，身边带着两个落网的猎 物。
“你怎么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