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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月到9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索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2）
1944年1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索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1945年3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面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
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年1月到1945年4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暴政、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
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民主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
抚慰过去是很好的，这对于坦白自己的过错和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量无法避免的罪过很有好处。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只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盟友，而德国这个在现代国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仍然在继续灭绝欧洲犹太人，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上的或种族上的敌人进行着大屠杀，直到1944年，仍在日益迫近的失败中遐想着胜利的蜃景。佛朗哥只是个“半法西斯分子”，但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胜利后，可能已经屠杀了10万国民，将另外30万人永久流放。此外，其余的人也在饥饿中挣扎，整整一代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如果纳粹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将会是何种情形？即使不管墨索里尼“真正的”意图可能会是什么，他难道就不会做出一系列恶劣的“合理结论”了吗？1944年1月，乔瓦尼·真蒂莱之类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确在文章中迫切要求意大利从这位让国旗重新升起的领袖身上重拾民族精神，并且要求对反法西斯主义者给与“无情的惩罚”，但他的这些言论同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同事，如通过实行20年的法西斯统治而聚敛了大量资金并因此而声名狼藉的阿尔登戈·索菲奇，现在也不再痛骂法西斯主义体内生长的、必须被彻底无情切除的腐败“脓疮”并要清除它“最后一滴腐败的血液”了。可以想像的是，乔瓦尼和索菲奇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为他们的政治对手鼓吹一种可怕的结局，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他们或许相信，和平将会像以往那样不言而喻地带来妥协，但他们不了解纳粹同盟的本性，在坚持这种传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死神。
毫无疑问，直到1945年春天之前，游击队的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他们本身的动机也并不是太纯；毫无疑问，抵抗力量也有自己的凶手；毫无疑问，英美的轰炸机也在意大利城市上空疯狂地空袭，而盟军武装对待被解放出来的意大利人民所做出的文明行为也只是摇摆不定的；毫无疑问，取得胜利的美好想法最终未能在1945年成为现实。然而，如果另一方获胜，包括东山再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胜利，将会把欧洲、世界以及意大利本身带进黑暗的时代。
1944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很少考虑这样的前景，可能是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毕竟，无论是在1940年，还是甚至是在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时，他都没有说明发动战争的目的。作为一个傀儡独裁者，在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和其他同事之后，他原先的优先地位才得以继续下去。尽管盟军向崎岖的亚平宁山脉挺进的速度很缓慢，但他所控制的领土却在不断地缩小。1943年10月1日，那不勒斯陷落，之后，罗马和佛罗伦萨也相继于1944年6月4日和8月11日陷落。如何解释德国人留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独立的含义是个棘手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意大利边境也是攫取的对象。德国人的心思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在1918年以前是由哈普斯堡帝国统治的，他们想从1943年9月起让这两个地方“暂时”收归德国管理。墨索里尼装模作样地向他的官员们抱怨说德国人没有和他商量，并且要求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意大利。实际上，希特勒，这位独一无二的德国“领袖”，仍然赞成由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意大利重掌权威。戈培尔的说法似乎更合乎逻辑：要“恢复”“德国”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的控制权，并且敦促德国收回整个威尼西亚地区。不久之后，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草草地记下了他和同事长久以来的想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谁来担任墨索里尼内阁的部长职位都无关紧要”。对于绝大多数纳粹头领来说，墨索里尼更像个傀儡，而并非独裁者。
正是在这种被德国藐视的氛围之下，1944年4月，墨索里尼前往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与元首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第16次会面。掌管萨罗政府正规军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现墨索里尼很紧张，并且说话总是绕圈子。4月22日的讨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争辩说他的臣民正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真正的政府。不管多么的不可信，他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己见，包括让德国改善意大利战俘和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从1943年9月起实际上就被德国当作奴隶劳工使用。同样，他怀疑希特勒是否能够解释清楚德国对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意大利边境领土的真正意图。“巩固意大利共和政府符合德国的利益”，他急切地恳求道。但是，希特勒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鉴于战争还在继续，墨索里尼又谈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战略上来。他告诉希特勒，英国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难道就不能说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
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