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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员闳门分弈苡�10年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由于多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这一协约最终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签署这个协约的其他几个国家在早期也对其表示怀疑。4月，墨索里尼曾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提出忠告说：“这个协约在开始时只是一个小男孩，但英国想把它变成一个两性人，而对于法国人来说，它只能是一个女孩。”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了德国身上。已经退休的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先生还是非常友好，他向伦敦强调了他对墨索里尼的“精神”和“勇气”非常敬佩，认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并且对欧洲是有用的”，并且确信“意大利没有错误的种族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反犹太主义。”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的首都里，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是需要拟定针对柏林的正确的路线，因此，各国不会再在第二个独裁者身上浪费过多的关心和热情。
不管怎样，对于自由党的外交官们来说，《墨索里尼协约》本身就有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4个大国？为什么没有波兰和苏联（或者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又明显地回到了“大国一致”的老路上了呢？这与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新外交”可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官们在内心中对“新外交”并不喜欢，但这种“大国一致”的做法与自由外交的理念也是不相符的。墨索里尼是在试图打破国际联盟这个框架吗？这个协约暗含的意思是，这4个欧洲强国在此之后将聚在一起重新讨论《凡尔赛条约》，并且很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改。比如，柏林议会曾在1878年操纵了“东边的问题”。因此，他们有可能在不与其他实力较弱的大国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就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安排——墨索里尼公开称这个国家是一个“混血早产儿”——或者也有可能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他们还可能会组成一个反共反苏集团。
意大利的历史文献仍然给予《四强协约》一个正面而积极的形象。例如，罗萨里亚·夸尔塔拉罗就声称，敏感的同时代人都认为这个协约是“领袖取得的伟大的个人胜利”，她的作品也被德费利切广泛引用。她还认为，是那些愚钝的或者憎恶意大利的政策和态度毁了这个协约，但墨索里尼和他的顾问们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它。他们的目的是让意大利在躁动不安麻烦不断的欧洲能具有更重的分量，这也是有情可原的，直到1940年，他们还在期待自己的现实主义能够改变其他国家。英国人对待这一协约的态度与意大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并不能够证明墨索里尼是在不怀好意地想通过这一协约为最终促成一个有利于纳粹德国的类似于《慕尼黑协定》的协约铺平道路，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个协约有多么重要。
《四强协约》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想法。对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意大利来说，如果能通过这样一个协约划定一个硬性的框架从而让其他大国接受它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外交政策吗？此外，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四强协约》这一概念并不是轴心国概念的前奏。事实上，正是在为协约确定框架的那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才担任起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的保护人的角色。此人是奥地利的总理（他更倾向于“教会法西斯主义”，但是是一个可靠的奥地利纳粹的反对者），两人在1933年4月见了面。之后墨索里尼总结说：“多尔富斯写的字很小，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有着真正的意志。这些结合在一起给人一个不错的印象。”墨索里尼绝不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正如苏维克所说的那样，《四强协约》旨在通过旧式外交的切实而可靠的方法来约束德国，而不是为了最终促成“好战的法西斯”这一结果。苏维克还记得，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墨索里尼曾经痛心地对他说，他发现纳粹的种族理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苏维克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1933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问题并不是惟一让法西斯意大利努力为之奉行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的国际问题。墨索里尼在言辞上不断随意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反共问题，当然，在20世纪里，他并不是惟一在此问题上出现反复的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称对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的许多崇拜者和模仿者也认为他们是在讨伐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墨索里尼绝对不允许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破坏法西斯意大利与共产党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1933年9月，意、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另外，法西斯意大利也没有拒绝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例如，1931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就向苏联销售了一批飞机从而大赚了一笔，后来又在意大利的造船厂里为苏联海军制造军舰，而且当时可并没有考虑这些武器会不会被苏联人用来向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法西斯开火。意大利的政治评论员们绝对不会全都确信苏联天生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他们甚至怀疑斯大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蜕变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试图让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即单独与苏联保持和平，这样轴心国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地中海的威胁。尽管德费利切对待这个建议非常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向纳粹提出这个建议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纳粹当时的理想是先肃清共产主义者和斯拉夫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与种族主义思想相比，墨索里尼的反共态度一直都是不彻底的。在墨索里尼看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能够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没有哪种理念能够强有力到让他对这种途径熟视无睹的地步。正如1933年6月墨索里尼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又开始重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了。
在欧洲以外，也有几个大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眼的就是美国。就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几周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法西斯媒体对于他的“新政”也是频繁地进行评论，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3年6月声称罗斯福也拥有独裁者的权力，甚至超过自己。他还不断地评论说，美国也在寻找一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日本倒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盟友。1934年1月，他甚至警告说，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当时仍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并且表达了意大利对蒋介石和其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他们在想这些人在内心里会不会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签订《四强协约》两周之后，墨索里尼又在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此时，国际上阴云密布，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也让墨索里尼陷入深思之中。而也在此时，他更不愿意谈到年龄对自己的影响了，并且开始约会他的最后一个情人。1933年9月，他还给女儿埃达写信说：“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比较艰难，所以你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心中的最爱。”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与埃达分享墨索里尼的宠爱了。她叫克拉雷塔·佩塔奇，生于1912年2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据说她的母亲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她的父亲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佩塔奇也在为教皇服务的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个姑娘当时才21岁，比埃达还小两岁，但她更多地还是被墨索里尼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所吸引。1933年9月8日，两个人首次邂逅，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了。佩塔奇的家里很富有，她在18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跑车，于是她经常驾车在奥斯蒂亚的海滩上闲逛。墨索里尼那天碰巧也驾车在那里兜圈子，并且没有带什么护卫和随从，于是两个人相遇了。年轻的女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借此机会对墨索里尼低声咕哝说，她做梦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伟大的领袖。她还说曾经把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了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也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记得此事。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4）
两人见面之后不到三天，贪婪好色的墨索里尼就把电话打到了佩塔奇的家里，但最初是和佩塔奇的母亲通的话。同样，这也是一个本性贪婪的女人——佩塔奇一家的贪婪是臭名昭著的。当克拉雷塔接到电话的时候，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问她是否愿意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在威尼斯宫里等着她。她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并且在“两半球厅”旁边一个墨索里尼用来小睡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墨索里尼。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立即就发生了性关系。但据德费利切说，两人直到1936年10月才开始经常来往，那时佩塔奇在威尼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住所，并且已经有点像是“女主人”了。她一般下午两点钟来，迅速地抽上一支烟（墨索里尼不赞成抽烟，因此她要把这个习惯隐藏起来），然后做好准备迎接她的情人。她的电话现在已经开始被法西斯政权忠于职守的警察们监听了，她大概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监视。她一般在大约早上8点钟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在1934年6月，她就已经嫁给了里卡尔多·费德里西，因此，1936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夫人”而不是“小姐”了。那年，她的丈夫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并且一直在那儿待到1945年。她和费德里西的婚礼盛大而庄重，教皇庇护十一世还亲自为他们祝福。
对佩塔奇的电话进行窃听也不可避免地录下了墨索里尼与她的交谈。他在谈情说爱时的言辞仍然是那么老套：“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