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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排在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独裁者的意，因为两人（不像佛朗哥）都太传统，无法理解高尔夫和“政治家的才能”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
在此期间，希特勒还参观了威尼斯艺术节，但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法西斯竟然没有禁止现代派的艺术作品展出——在他看来这就是退化堕落，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满屋子都是。在所有的场合，希特勒都穿着平民的衣服，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橡皮布防水衣的管道维修工”。希特勒还用德语说个不停，并且他言语中的恶骂和诽谤也让墨索里尼感到厌烦或者难堪，而墨索里尼也想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毫不费劲地听懂德语。但是，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在当时和之后也的确考验了墨索里尼的理解力。
同时代的人也常常努力地寻找他们希望这二人的会面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伦泽蒂汇报说，希特勒“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德国，带着些奉承信服地声称，像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每个世纪才能出生一个。这位元首还说，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德国合作者他都不会提起，但却可以拿来与墨索里尼一起讨论。苏维克给多尔富斯写的信更加辛辣地说，尽管别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希特勒还是喋喋不休地大讲他的人生观。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他也不是很有信心，而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对也丝毫没有减弱。墨索里尼曾亲口对德韦基（他当时是墨索里尼驻梵蒂冈的非常虔诚的代表）说，当希特勒谈起犹太教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可恶行为时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像张“破唱片”似的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够在对待教会的政策上更冷静一些，但他又补充说很高兴法西斯意大利能够“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与天主教保持一致。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5）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墨索里尼会面受到了鼓舞，希特勒一回到国内就下决心采取行动了。1934年6月30日，他组织了一次“长刀之夜”行动，包括救世军领导人罗姆在内的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右翼分子都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些是出于意外，但有一些确实是被谋杀的。在这次行动中，有150到200人被害，连意大利的法西斯都被这样公开而大范围的暴力行动惊呆了，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在崛起过程中的行动也无法与此相比。甚至连意大利那些亲德国的媒体也试图解释说，希特勒的政权正处在“心理危机”中，而这种心理危机是他们在“理智化”方面的弱点以及没有能够获得墨索里尼所体现出的那种“拉丁式的明确性”所造成的。而墨索里尼本人也借机鼓动奥地利人要更加严酷地抵抗“恐怖主义”。
但是，他的建议来得太晚了。7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一次糟糕的政变中谋杀了多尔富斯，残忍地把他丢在维也纳官邸的地板上流血致死。就在几周前，这位奥地利总理还给苏维克写信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海滨度假地里西恩与墨索里尼会面。就在被害的当天，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和墨索里尼的家人一起度假了，而正是墨索里尼本人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墨索里尼对此事做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应，他甚至动员了4个师的部队并把一些装备都运到了勃伦纳山口，而意大利媒体也为他做出的这一反应鼓掌喝彩。从一个更加个人的层次上讲，多尔富斯这个政客的死也让墨索里尼非常头疼，因为多尔富斯是他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多尔富斯死后，墨索里尼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子弗劳·多尔富斯和孩子，1938年3月还为她在瑞士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此之前，他还关切地命人给多尔富斯的孩子们买了电动模型汽车，并给他的遗孀送去了一幅“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肖像”，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威尼斯艺术节的奥地利展厅里展出。
现在，在发表政治评论时，墨索里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来控制自己对纳粹德国的敌视态度了。他说，“社会国家主义者”有那么多荒谬可笑的想法，希特勒的“新遗嘱”——他这样讥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想法也是如此。他又更加挖苦地补充说，要想培育出一个纯种的德国种族，那得花费6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沉着而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自己就分裂成了至少6个种族，他们自己推行的绝育运动应当像他们的种族主义一样受到严厉的谴责。总而言之，德国人在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方面是世界级的专家。在巴里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是毫不掩饰对人们所说的他的德国模仿者（希特勒）的藐视：“长达30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让我们可以高傲地藐视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什么理论，那些信仰这些理论的人，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已经有了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的时候还是一群文盲。在1934年的秋天，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两国之间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天生的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墨索里尼的抗议是有些过头了。在当时的欧洲，德国并不是惟一培养和助长政治恐怖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经常鼓动多尔富斯在奥地利国内进行镇压，不管是对奥地利的纳粹还是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在1934年2月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一些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甚至动用了坦克来轰炸和摧毁维也纳一些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另外，匈牙利当时奉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总理久洛·贡博什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墨索里尼还是他的后台，想让他在匈牙利也推行“更加法西斯”的路线。西班牙共和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于是意大利的媒体也为吉梅内斯·卡瓦列罗——自封是西班牙未来的法西斯领袖——发表他模糊不清的理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意大利法西斯的领导层采取的更为实际的行动是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们以及君主制主义者做交易。1932年，何塞·圣胡尔霍将军企图发动政变，意大利为他提供了武器和帮助。两年之后，墨索里尼和巴尔博会见了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和右翼其他的代表，又一次承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时都是秘密地通过的黎波里运送的，目的是期待他们再发动一次政变。墨索里尼夸口说：“当我帮助某个人的时候，我是在帮助很多人，这一点奥地利最清楚。”
虽然墨索里尼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中出现的反对意大利的倾向一直颇为恼火，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帕韦利奇和他的“乌斯塔沙运动”的支持。1934年10月9日，当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正在法国马赛会面的时候，一个在意大利接受过训练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暗杀了他们。但对于意大利的外交来说，这件事来得并不是时候，因为意大利当时非常需要与法国保持和睦的关系。然而，墨索里尼仍然好斗地告诉贡博什说，他当然不会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而是会有意保持冷漠。他通知多尔富斯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说他没有同意引渡帕韦利奇和他的助手的意思（然后又向奥地利总理施加压力敦促他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
当然，在1934年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在直接地维持着欧洲的现状。相当多的异见分子，不管是右翼的还是极右翼的，都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获得了资助，作为报答，他们通常也虚伪地对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当然，意大利也不是世界历史上惟一在外国寻找代理人的国家（在1914年以前，自由党的外交官就梦想着在未来通过由国家提供慷慨的资助能够笼络住一些外国人为意大利服务，从而能够与傲慢自大的法国人一比高下）。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实力越弱，那么这些国家里的代理人就越靠不住，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有可能被比较富一些的国家认为是难以接受的。
不管怎样，在1934年年底的时候，法西斯关注的重点从欧洲转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就在注意的目标——埃塞俄比亚。自从赖伐尔和瓜里利亚在1931年至1932年间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法西斯就时断时续地“计划”在那里采取行动。但是有一个问题，正如类似以殖民地部长德博诺为首的各个利益集团曾向墨索里尼提出的那样，法西斯虽然统治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等东非殖民地，但却很少做什么事情来改变那里的沉睡状态，即使那些最热情或者天真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也都认为占领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回报。1932年底，德博诺在努力推动对埃塞俄比亚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同时也能增加他的殖民地部的预算），当然，这也是因为作为殖民地部长，他也应当提出些什么政策来。
1934年2月初，这个提议对墨索里尼产生的吸引力比以前更大了，并且，虽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但一定程度的军事准备已经开始了。5月份的时候，巴多利奥还确信夺取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小心谨慎地建议说，获取的大多数殖民地都是很不划算的。多尔富斯的被杀更是起到了紧急制动的作用，墨索里尼在8月份宣布，鉴于欧洲的形势太不稳定，意大利不能再转移焦点到非洲去冒险了。有一点很明显，即那些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抵抗德国的决心是非常勉强的，因此德国有理由享受这些国家的绥靖政策，但是意大利则不行。在多尔富斯被害事件发生后，意大利曾把军队调往勃伦纳山口，于是英国的媒体，尤其是报纸《苏格兰人》就提醒它的读者说，“残忍的”墨索里尼曾经野蛮地攻击了科孚岛。这份报纸的还总结说，从道义上来讲，“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此，如果意大利真的与德国发生公开的冲突的话，那么意大利别指望会得到任何支持。此外，墨索里尼和他那些法西斯领导层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