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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年轻的墨索里尼已常常显示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即易怒和野心交织在一起，但多维亚毕竟不是普雷达皮奥，而普雷达皮奥也不是弗利，弗利也不是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也不是米兰或罗马，并且这些伟大的意大利城市都不是巴黎。而墨索里尼在憧憬着这些梦想中的大都市，他的家族在附近地区也还是有一定声誉的。他们可能没有被人尊称为“先生”，但他们也应该更不愿意混同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西斯专政的最后时期，出了无数为墨索里尼所做的圣徒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还努力地证明墨索里尼具有贵族血统——作者声称，确有一个名叫“墨索米尼”的人于公元996年从博洛尼亚来到了威尼斯，因此，他的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几个家庭成员在医学领域相继成为了知名人物，还至少出过一个圣洁的牧师，并且在证明其在“道德和公民精神方面的崇高”。这位热心而充满敬意的研究者还投入到了对有争议的墨索里尼家族史的研究之中。与贵族阶层的联姻最终使得墨索里尼家族可以使用“伯爵”这个称号，但在1560年间，身为贵族的墨索里尼家族又离开威尼斯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罗马涅地区。对墨索里尼家族的记载在此之后有一个间断的时期。但是，墨索里尼的一位英国崇拜者又提出了新的主张，称墨索里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于18世纪在伦敦成为了一个作曲家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提出了他谓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墨索里尼家族是真正的罗马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独裁者持友好或敌视态度的人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马其顿土耳其人，或者阿根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
20世纪20年代末，当这个独裁者获悉了更多关于他的家族血统的虔诚的研究结果时，他公开地对此表示不屑一顾，并劝阻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近的时期。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拥有贵族血统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难堪其重负的。但墨索里尼的这种谦虚仍然是有限度的。1943年7月，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埃吉迪奥·奥尔托纳参观了一个位于普雷达皮奥的城堡，这名城堡是由一群心存感激的民众为墨索里尼家族捐资重建的。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注意到，在这个城堡的一面墙壁的显著位置上，陈列着墨索里尼家族的家谱。奥尔托纳并没有说明家谱名录的细节，也许该名录只是更多地记录了有关墨索里尼家族发家史的一些历史事实。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墨索里尼家族居住在梵蒂冈统治下的罗马涅地区与自由的托斯卡纳地区之间的高山边界地区，他们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营生的小佃农。他们一般有自己租种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更为尊贵的一些当地贵族，如卡尔博利家族等。在墨索里尼家族中这样的成员有弗朗切斯科·墨索里尼和雅各布斯·安东尼乌斯·墨索里尼。到了19世纪末，墨索里尼家族已被迫向下迁移到波河平原，这当然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受雇于人的工作，也许同时也是受到了那些正在成长的中心城市的文化的吸引，如博洛尼亚和弗利。史上有记载的墨索里尼家族的第一人是贝尼托的祖父路易吉。当地人还记得他是极有个性的人，他常穿着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在城镇的广场上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在1847年至184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期间，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他喜欢吹牛，经常向人吹嘘自己曾在关押教皇庇护九世的监狱里干过事。对于一个曾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庇护九世的命运的确令人叹惜。从其他方面来讲，路易吉·墨索里尼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他的兄弟彼得罗，在此之后又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路易吉直到1908年1月才去世，那时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达成的妥协。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化”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他不是一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马克思是同样大的。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小小的利益。
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