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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文学批评”只有一句话真实，那就是：“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作长篇小说的雄心。”这是一八七八年的年底。在克鲁瓦塞作坊里反复锻造的文学天才即将“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他在此时已经拟订好了《一生》的写作提纲，不久，又创作了小说《西蒙的爸爸》及《羊脂球》。单是这些，就足可以使“莫泊桑”
这个名字传诵于巴黎所有的沙龙。
从另一方面看，莫泊桑与“秩序性工作”的格格不入也已到了势必决裂的程度。艺术家的生活与小职员的生活恰像两个极端，而莫泊桑自己是无力调节这种冲突的，因为这种冲突不仅是外部的，而且是内心的。莫泊桑想象着一种能够给创造力卸去枷锁的生活方式；而除了做一位“职业作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拜伦爵士说过：“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出名了。”他的意思是说：此后，他可以按照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了。这种不为社会规犯约束的生活方式被巴尔扎克比喻为“多少有点像卖私的女人。”
梅塘晚会
一八七九年对于莫泊桑来说，是在小职员与艺术家之间作出最后选择的一年。他来巴黎已经整整十年；除去法学院的一年时间以及战争的时间外，将近八年的时间，他是在政界里度过的，而这仅仅是为了生计。可是，当初，他是怀着文学的野心登上驶往巴黎的长途驿车的。当他的弟弟艾尔维偶来巴黎探望他时，望着官僚气刺鼻的办公室，这位诺曼第人低声说道：“呸！这些官吏。”又转向他哥哥，说，“不过，你也渐渐像他们了。”艾尔维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莫泊桑的痛处。“我在无形之中渐渐官僚化了！”这位“椋鸟诗人”几乎绝望地想。“办公牢房”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抑着他，逐渐地冻结他的创造性，并“一点一点地把我毁掉。”他这一时期的一封信这样写着，“每天七个小时的工作完了以后，我没法消除掉那种使我精神不堪其苦的劳顿。我想给《高卢人报》写点专栏文章，挣几文钱。可是办不到，一行字也写不出来。我真想扒在稿纸上大哭一场。”
只有那些同样被刻板化的职业像岩石一样压抑着的创造性心灵，才会理解这种“想哭”的冲动。天才困于事务中，这情形，就像野兽困于囚笼中一样，都是对本不受约束的一种“野性”的约束。
假若说莫泊桑不时地把受压抑的创造力发泄在过分的情欲上从而作为对压抑以及随压抑而来的郁闷的变相补偿的话，那么，在这沉闷的时刻，他也将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文学上。
莫泊桑通过福楼拜结识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以及出版家，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左拉了。左拉自《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于一八七七年发表后，他在巴黎文学圈子里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大师似的人物；当然，他那套被巴黎最狭隘的批评家当作靶子的自然主义理论，也赢得了一些年轻的信徒，例如保尔·阿莱克西、昂利·赛阿尔。莱昂·艾尼克及乔治·卡尔·于依思芒斯。有人将莫泊桑也列入这一自然主义信徒名单中，因为莫泊桑不仅与左拉小团体从往甚密——左拉的梅塘别墅简直就是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的住处——而且，他日后的小说中也有自然主义的痕迹。可是，“痕迹”并不代表整体的风格；莫泊桑本人也拒绝承认从属于这一团体，换句话说，莫泊桑不承认自己从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反驳对左拉的攻击时，莫泊桑说：“疯子才会攻击左拉，他是伟大的，不平凡的，代表世界的人物之一。”可他又与左拉那些狂热的信徒不同，不会因门派而模糊了判断力。他补充说：“不过，左拉的方法，正如雨果的方法是艺术的一种不同形式一样，也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绝对的艺术。”在另一处，又说：“与写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同样，我也不相信自然主义的存在，这只是名词而已吧。”
尽管莫泊桑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游离者的位置，以便更好地观察一个事物的各个侧面，然而，他又不错过几乎每一个“星期四聚会”，——这是自然主义者们的一个文学聚会：每逢星期四的晚上，左拉还有他的五个崇拜者，一起在圣拉萨尔街和勒阿弗尔巷拐角的特拉普餐馆吃晚饭，讨论文学。这是一个天花板低矮得几乎碰着顾客的额头、阴暗得如同地窑的低级餐馆。于依思芒斯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描述过这个场所：当他用叉子叉起一块带血的肉片时，他说：“这是巴黎最肮脏的食物。”
对富裕阶级极度不满，因而也对左拉——他的著作虽屡遭卫道者的攻击，可是销路不错——不满的一位小说家雷昂·克拉第谈到左拉光顾的这类餐馆或者酒吧的时候，讥讽地说：“左拉最终会被人割断脖子的，因为他为了作记录，经常国到低级酒吧，随便抓个人就要打听酒精中毒的事。”可是，这种低级场所却有一种魅力，隐藏在丑恶下的魅力，其他的人——那些“资产阶级”——是会在这恶臭刺鼻的场所前掉过头去的，可是，左拉的精神气质却是平民的，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只是一位设计师，而母亲呢，则是一个工匠的女儿，而且都是非法兰西血统。
正是左拉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自然主义作家才第一次发现丑恶的物象下的真实，而“真实即是美”。他的崇拜者之一的莫泊桑，日后在作品中也将不迥避浪漫派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些事物，例如“马粪”：“第二天，在明亮的冬日阳光照耀下白雪晶光耀眼。公共马车总算套上马，在门外等着了；一大群白鸽子，粉红眼睛黑瞳孔，厚厚的羽毛，昂首挺胸，一本正经地在六匹马的腿底下绕来绕去，啄着还冒热气的马粪，寻找它们的食物。”
定期的“星期里聚会”不久便形成了被评论家称为“梅塘集团”的自然主义文学团体。它因左拉在巴黎西效新建的梅塘别墅而得名。可这五个青年人并不满足于仅在“小圈子里”讨论文学，而想把它的影响扩散开来。他们向盟主左拉提出举行一次公开宴会的建议，莫泊桑并保证劝说福楼拜出席，左拉表示赞成。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三日的 《文学共和报》对这次公开宴会作了风趣的报道。出席者除了“星期四聚会”的原班人马外，还有福楼拜、龚古尔及奥克塔夫·米尔波。这次公开宴会象征着“梅塘集团”的洗礼式。两年以后，“梅塘集团”终于推出这个团体的最初一本集体著作—— 《梅塘晚会》；而对莫泊桑来说，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集子使自己“一夜之间”被全巴黎知道了。
有意思的是，事隔多年以后，读者往往是从《羊脂球》才知道居然还有一本叫《梅塘晚会》的集子的。
莫泊桑在一八八0年四月十七日——也即《梅塘晚会》问世的第二天——给《高卢人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以文学的口吻谈到“梅塘集团”
的这次聚会。“有一年夏在，我们聚集在左拉的梅塘别墅。”这个幻想家回忆道，“我们坐好了，在沉沉入睡的田野的一片恬静中，借着明亮的月光，左拉给我们讲了战争的悲惨历史中的可怕的一页，它叫做《磨坊之役》。”
尽管左拉本人因高度近视而免于兵役，没有参加一八七0年秋季的那场战争，然而，作为征服者的目击者，他却不能忘记这场既可笑又悲惨的失败的战争。这个具有维尼斯及希腊血统的法国人似乎想要唤起法兰西民族对于十年前的这场失败的记忆，而在麦克—马洪总统的“爵爷们的共和国”之下，追忆战争的痛苦无疑是揭麦克—马洪统帅——一八七0年九月二日，在色当负伤的麦克—马洪随同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人投降——的伤疤。在高层里也许只有一个人仍对普鲁士人耿耿于怀，这就是那个乘热气飞离被围的巴黎去外省搬援兵的甘必大。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说：“甘必大时时想到对德国进行报复，要求建立一支能为法国服务的军队。”在这种暗藏的情绪下，麦克—马洪只得于一八七九年一月三十日辞职。麦克—马洪之后，一个“共和派的共和国”
粉墨登场。莫泊桑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抨击过这位总统“掠夺穷人”、“煽动同胞从事内战。”可见，这种对于失败的记忆并没有被抹去，而只是被意识压抑着。而左拉的“梅塘集团”却固执地让法国人回忆。
在梅塘别墅那个回忆战争的夜晚，左拉提议：“你们都经历过颠波的生活。大家一起来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怎样？必定是第一级的主题。”谈到这本集体作品的形式的时候，他说：“每个人各写一篇四、五十页的中篇小说，都是独立的故事，把这些小说收在一起。印成单行本。”
至于《梅塘晚会》的书名，出自赛阿尔之口。左拉说这翻话时，他自己已有了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稿子《磨坊之役》，而于依思芒斯和赛阿尔的存稿里也有相同主题的稿子。假若莫泊桑、艾尼克及阿莱克西也能马上交出一篇，那么 《梅塘晚会》便可大功告成。果然，没过多久，他们都交来了手稿。
莫泊桑曾简略地勾勒过这几部作品的轮廓：“于依思芒斯讲了一个毫无战斗热情的士兵的可怜遭遇的故事……赛阿尔谈的是巴黎被围时期的事，他作了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艾尼克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