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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田丫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出来。她脾气犟，一分钱也没要丈夫的。她的心里涌满了泪水：我田丫怎么这么命苦啊？我找对象不图钱，我就图人好，可我找来找去怎么找着这么个窝囊废啊！我现在吃窝头、咸菜，有他们家的责任，我蹲了八年大狱，一分钱没花过福生家的。
田丫在狱中无人接济。每个月监狱警察都给她八块钱，买卫生纸、肥皂用。八年了，她连袋白糖都没有买过。她觉得福生特别窝囊，临走时明明给他留下一笔钱，可他却说钱都花光了，他现在带着孩子在舅姥爷家落脚。她的三个孩子，老大今年16岁，老二今年15岁，老三今年11岁，老大已经不念书了，打工养活两个弟弟。
田丫是个文盲，脾气暴躁，喜欢打架。她不识字，每次给家里写信都是监狱警察代笔。天津女子监狱的王队长对她很好，不但每个月免费供应她日用品，看到她情绪不好还经常找她拉呱，拉完了她的心里就痛快点了。在王队长的帮助下，田丫有了进步，还获得了减刑一年零八个月的奖励。
人贩子原是逃婚女案件之外的思考 上
解放以后，人贩子一度曾经销声匿迹。可近年来却迅速增长，气焰十分嚣张。由最初的单打一发展到今天有组织的拐卖集团，形成拐骗、接送、中转、贩卖一条龙服务。
据悉，安徽涡阳县有一个茅庵赵村，全村六百多人中竟然有80％的人参与拐卖妇女。形成了以该村为中心，涉及到周围六个乡镇以及毗邻的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的部分县市的贩卖。这里贫穷闭塞，男人们大多娶不起媳妇。娶个媳妇两三万，买个媳妇两三千，全村人就都跟着下水了。
拐卖来的妇女大多出身于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她们成亲时大多不办婚礼，有的甚至连结婚证都没领。她们的地位很低下，村民们往往看不起她们。拐卖来的妇女命运都很悲惨，她们嫁的婆家大多经济条件很差，以干农活为主，男人不是年龄偏大就是男方本人或家庭成员有疾病；不是男方长得丑或有生理缺陷，就是男方性格木讷。
“放白鸽”式的骗婚案件，在文化经济落后，光棍多的穷山沟是很普遍的现象。田丫的案例使我非常震惊，她曾经是一个受害者，被人贩子毁了青春。可她最终又成为一个加害人，毁掉了其他女青年的青春。她在拐卖妇女的过程中，曾经协助买主强奸了一名女青年。她对那个男人说：“她不是不想跟你过日子吗，只有把她干了她才能心甘情愿跟你。”
这还是那个在新婚之夜为了抗婚整整坐了一宿的田丫吗？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给男人怎么去征服女人。田丫为什么会从一个被害人变成加害人，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她把女子的贞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她想把自己少女的贞操奉献给自己倾心的男人。可是她早在婴儿时期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她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她曾经拼死保护过自己的贞操。当她结婚一年后，历尽艰辛逃婚出来的她还是一个处女。
这个倔犟的女子万万没有想到她会由于轻信被人贩子夺去了贞操，这种突如其来的外力强加的恶性刺激，使得她在受害后进入一种极不稳定的非平衡状态，产生了报复心理。
她被拐卖到德州后，被迫嫁给了一个庄稼汉。这才发现这个村有很多人都在靠拐卖妇女为生。在当地，抢劫、杀人是遭人唾弃的，可拐卖人口却得到认可，乡亲们也不歧视他们。落后的群体意识是培养人贩子的温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田丫从对拐卖人口的憎恨变为认同，即而模仿犯罪的实施过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慢慢地田丫见怪不怪也干起了拐卖人口的营生。
女性犯罪具有欺骗性，田丫外表给人一种老实憨厚的印象，她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专门与那些缺少社会经验、盲从、轻信的女青年搭讪。那些女青年初来乍到大城市，只想着防备陌生男人，对田丫这样的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农村妇女不存戒心，田丫就是用这种外表蒙蔽了一个又一个的女青年，把一只只老实的羔羊送进了虎口。正因为女人贩子具有欺骗性、迷惑性和隐蔽性，所以带来的社会危害就更大。
田丫犯罪的第二个原因是法制观念淡薄，由于不懂法，她在被人贩子拐卖之后，不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自暴自弃，与身为人贩子的丈夫同流合污。由于不懂法，她不知道拐卖人口有罪，铤而走险，四处出击。她甚至有一种极其卑劣的心理，嫉妒一切天真无邪的处女。姑奶奶婚后睡了一年的棉花三八线，好不容易保住的贞操，最终被黑心的男人糟蹋了，我不幸福也不能让别人消停，我要报复这个世界！
田丫一共拐卖了四个女人，拐卖妇女是对妇女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侵犯，是一件丧尽天良的事。田丫跟这些女人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下这样的黑手呢？田丫的犯罪心理是一种恶性逆变，经历了从令人同情的受害人到心狠手辣的加害人的心理恶性转变。她被拐卖以后，就产生了疯狂的报复他人的心理。报复心理使她陷入了犯罪的泥潭。田丫的犯罪具有一种狡黠、贪婪、冷酷、侥幸的心理特征，同时又缺少独立性，依附于犯罪同伙中的男性。她文化低，连数都不会数，连钱都不认识，拐卖了人后还得让别人帮自己数钱。一个老实的乡下丫头最终与拐卖人口这股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可见在农村加强普法教育势在必行。
人贩子原是逃婚女案件之外的思考 下
拐卖妇女的犯罪之所以屡禁不绝，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是拐卖妇女犯罪得以存在的首要基础。在我国，东部与西部，平原与山区，城市与农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从小在山旮旯里长大的女孩儿把能够走出大山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田丫最初的理想就是要嫁到一个不在老山沟，顿顿能吃到饽饽的地方。由于在山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头脑简单、辨别能力差，一不留神就被人贩子骗去了贞操。
其次是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是拐卖人口的巨大买方市场。这个买方市场是人贩子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温床。特别是在贫困山区，农民们娶个媳妇很难，就花钱去买。他们觉得买来的媳妇像头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当执法人员去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时，常常遭到村民的围攻和殴打。买方市场一天不铲除，人贩子就一天不会绝迹。
三是拐卖妇女风险小，利润大，有利可图。现在，开饭馆要有资金、场地和厨师，就是卖冰棍还要去办营业执照、健康证，纳税。而拐卖妇女是无本经营，人贩子的本钱就是一张嘴，只要能把死人说活就行。拐卖一个妇女，少则得二三百元，多则获六七千元。女人又好骗，三句话就上钩了。这样的便宜事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我们对拐卖妇女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助长了人贩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作案方式多样化，犯罪手段复杂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经常是在甲地拐骗，乙地隐藏，丙地出手。跨省市的作案给破案带来很大难度。
为了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根据这个决定发布了一些司法解释。1991年我国破获拐卖案件25000起，抓获了20000个人贩子，解救了25000人；
1992年立案侦察拐卖案件17000起；
1993年破获拐卖案件20000起，抓获30000人，摧毁团伙3700个，解救被拐人员16000人；
1994年破获15000起，抓获20000人；
1995年，全国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95000起，拐卖组织19000个，人贩子143000人，解救妇女80555人，儿童8204人；
1996年，全国破获拐卖案件357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934人；
1997年的刑法修订过程中，将“打拐”《决定》和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对拐卖妇女作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就在这一年，中央又专门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拐”专项斗争。
当前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仍很猖獗，出现了新的特点：拐卖地点从农村向大中城市劳务市场转移，从骗到农村向骗到卖淫场所转移。打击、解救、追捕的任务非常艰巨，打拐斗争任重而道远。田丫26岁就走进了监狱，她的悲剧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头颅在钢精锅中哭泣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她叫黄桂英，宽阔的脸颊，结实的身板，给人一种老实木讷的感觉。可蔫人出豹子，连在众人面前说话都会脸红的她竟然成了杀人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9年，黄桂英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她兄妹三人，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俗话说：“大的亲，小的娇，二不挡子伴中腰”，她从小就是个不受宠的孩子。
中学毕业后，她来到朝阳区来广营插队。她干活不偷懒耍滑，农民们很喜欢她。在大田里，农民们衡量学生娃优劣的标准就是看他干活是否卖力。两年之后，北京市公共汽车二场到这里来招工，农民们一致推荐她：“让黄桂英去，那闺女特朴实，特能干！”
她来到了北京市公共汽车二场，当上了一名售票员。售票员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早晨四点来钟，她就爬起来揣上两个烧饼从劲松的家中匆匆向虎坊路赶去。冬天天冷，她冒着严寒披星戴月地来到车场，公共汽车的窗户上竟然冻上了一层冰棱。她用手套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