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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犯罪率增高确实是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呈多元化趋势，追求享乐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缺少一个健康的社会主流文化，我们对卖淫女进行的教育远远不能让她们信服。她们中的很多人解除劳教后根本找不到正当工作，她们的经济来源从何而来？所以卖淫嫖娼屡禁不绝，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女性性犯罪的增加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泛滥，性病还要猖獗，那时候就不是一两个人悄悄地去找庸医治性病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民族素质的下降，经济发展的滞后。
犯罪种类和数量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各类刑事犯罪中，我国的反革命罪比率由五十年代的60％下降到八十年代的0。6—1％，其他的刑事犯罪却由40％，上升到99％。
改革开放的程度越高，社会控制的能力就越差，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好比婴儿诞生，随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必然伴随着血和污秽的东西。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块倒掉，不能因为女性犯罪率增高就否定改革开放。
其次是女性自身的素质问题对犯罪的影响，主要也有三点：第一点是生理因素，当女人处于月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和绝经期时，会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大脑皮层控制失调、心烦易怒，情绪失控。这时候的女人心里会有一股无名火，遇到不良刺激很容易诱发犯罪。更年期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发火，浑犟犟不讲道理，都是生理因素造成的；
我调查了很多女性杀人犯，发现她们的犯罪都是在非常时期。浙江黄岩的王山妮杀丈夫是在经期，吉林长春的张卫红雇凶杀人案是在孕期，黑龙江哈尔滨的魏云虐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是在哺乳期，我不是在为这些女人开脱罪责，而是想提醒人们生理因素是客观存在，是预防女性犯罪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二点是心理因素，长期以来受重男轻女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女人受教育的机会比男人少，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笑不露齿，像燕子一样围着房梁呢喃。女性的生活、学习、工作、日常交往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因此女性容易形成狭隘、猜疑、嫉妒、偏执的性格特征。天津的女囚梅英对丈夫失去信心后，产生了悲观厌世的念头。她觉得自己死后孩子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就先杀害了孩子然后自杀；哈尔滨的魏云觉得丈夫前妻的儿子是个孽障，自己生的是女孩不能给婆家续香火，将来吃香的还是那个男孩儿，便百般刁难虐待丈夫前妻的孩子并致其死亡。
第三是思想意识的因素，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女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深圳的钟霞原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奉献，现在却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是赚钱。有些女人贪图享受，用不正当手段疯狂敛财。把卖淫作为致富捷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女性不懂法也是导致其犯罪的重要原因。
女性犯罪率的增高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男人犯了罪，家庭一般不会解体；而女人犯了罪，大多家庭破裂，孩子流落街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的不稳定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这里受害最深的就是孩子，他们幼小心灵上受到的伤害是很难痊愈的。
女性是弱势群体，女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犯罪的。预防女性犯罪，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预防女性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正确引导实现的。预防女性犯罪就要抓好社会综合治理，要社会、家庭、个体三管齐下。从社会的角度说，要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各级组织要切实帮助那些受到家庭暴力侵犯的妇女，当王山妮来到黄岩妇联，诉说自己受丈夫虐待并要求离婚时，当地妇联觉得山区尽是光棍，同意她离婚就等于又要制造一个光棍，因此说啥也不能批准。当然这些人是好心，如果他们能够对虐待妻子的男人进行教育，是否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社区要尽可能地给被害人以社会救助，卖淫女走出劳教所，能否给她们找一份临时的工作，让她们有一笔正当的收入？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尾 声 下
从家庭的角度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预防犯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很多女性暴力型犯罪都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妇女长期受虐待导致的。很多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与父母离异单亲家庭有很大关系。家庭是人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风、家德和家教，影响着孩子的一生。由于有着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亲情关系和经济依赖关系，家庭教育相对于其他教育方式，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家长应当了解孩子的心理、生理，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如果家庭里有人失足，作为家庭成员一定要给亲人以关爱，有时候一次接见、一封家信，就能鼓起服刑人员生活的风帆。
从个体的角度说就是每个女人都要自尊、自强、自立、自爱，要出污泥而不染。社会转型期的人是容易越轨的，女人一旦失去尊严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有的犯罪都是一种苦难，所有的女囚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一个女人是一个场，女性是人类的母亲。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夫子的这段话意思是说依靠政法、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
预防女性犯罪，应该是利剑和钥匙并用。利剑就是法律和刑罚，钥匙就是教育和感化。就拿打击卖淫嫖娼来说吧，我们抓住了刘春花把她绳之以法想杀鸡给猴看，可猴儿们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每年出动那么多警察去扫黄，可你今天查封了歌舞厅的卖淫女，她们明天就跑到桑拿按摩室了。最近北京禁猖抓得紧，很多卖淫女转移到北京郊区和河北农村了。嫖客们开着宝马、凌志、桑塔那、夏利，骑着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照样不远万里到那里去寻欢。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用于地下性产业，卖淫女的腰包变得鼓鼓囊囊，大量的收入躲过了国家税收；一方面是国家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禁猖，且不说警察扫黄要用办案费加班费，那些联防队和保安乃至居委会的小脚游击队，国家要拨出多少开支啊！扫来扫去瘦了的是国家的裤腰带，肥了的是老鸨和鸡的腰包。
枪毙了老鸨马玉兰，关押了妈咪刘春花，卖淫嫖娼还在蔓延。抓获新的马玉兰和刘春花需要大量的经费，我们的国家是否就该永远地支付下去？我们的警察是否就该永远地辛苦下去？我们的社会是否只注重了利剑的作用而忽视了钥匙的功能呢？
囚字是人字的外面有一个框框，人因为丧失良知的活动而走进了框子，但进了框子的人仍然是人。他们不是兽，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进了框子而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监狱警察的职责就是让这些进了框子的人摈弃罪恶，以人的形象重新走出框子。中国的儒家文化中有仁政和仁德的观念，新中国有着改造战犯的成功经验，只有给犯人尊严，才能使执法者成为有尊严的人；只有对犯人讲人权，才能使违法者走向新岸；只有当全社会都来关注女性犯罪，都来拉苦难的夏娃一把时，女性犯罪才能得到有效的防治。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后 记 上
2000年夏天，我应司法部和解放军出版社之邀撰写一部反映中国女子监狱的书。当我走进女子监狱大门开始采访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采访犯人的社会学意义。我只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满腔热情地工作着。女囚题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我就应《金盾》杂志之邀采访过北京的女子监区并发表过报告文学《女囚》。监狱题材是作家创作的一块富矿，我非常珍惜司法部和解放军出版社为我创造的这次机遇。
我觉得一个女人犯了罪，把她关到监狱里已经是通过法律程序惩罚她了，在人格上，我们应当尊重她们。女囚王芬患病不能坐着，我就站着和她聊了几个小时；见到女囚刘春花的第一眼，见她蹲在地上用手抱着头，我马上请她坐到凳子上；女囚何瑞婵脸色蜡黄，我告诉她患子宫肌瘤后的注意事项和手术指征，请警官对她的病多加关照；每当看到女囚流泪时，我都会递给她们一张面巾纸。女囚是非常聪明的，她可以通过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来判断你对她的态度。只有当她感觉到你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来进行采访，以一种严肃的作风来进行调查，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时，她才可能向你敞开心扉。
幸福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一开始，女犯们对我很戒备，用敌视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人敷衍我，有的人对我说套话和假话，还有的人跟我顶牛。与监狱中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群打交道，我不是用俯视的态度来对待她们，而是把女囚当成人来看待，用平视的眼光认真地观察她们、体察她们、分析她们。我觉得此时的我不是一个作家来采访，不是一个大学教师来教育失足女性，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来监狱认认真真地做社会调查，我面前的每一个女囚都是我正在服刑的姐妹。我和她们从心与心的较量到心与心的触摸，从心与心的碰撞到心与心的沟通。
当女囚们撕开心灵的伤口给我看时，我和她们一起流泪；当看到女囚在监狱中走向新生时，我和她们一起高兴。只有这种饱含深情的采访，才可能挖掘到最真实的东西。我的采访不是靠技巧，而是靠情感。只有情感的力量才可能进入心灵、打动人心。很多女囚对我说：“我的这些经历入狱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