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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司各脱对动力因的解释生活，我们就会不断减少我们在行为中可能得到的抉择， 抛弃 那些具有我们预先认为不道德或有害的相倚情境的抉择。有道德的人可以把外显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心理上看，一切人的自由意志水平是保持相同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强迫性价值决定的“潜在”水平是保持相同的。例如，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并不常常愿意考虑一个罪犯在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时最容易考虑的“那个，为此缘故”的选择。事实上，遵纪守法的人越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考虑行为的相倚性，他的行为变得比以前 更 能预测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种行为统计论无法解释的正是行使自由意志的这一界限。单凭这一事实就足可以使它们在作为基本人类行为的理论描述时信誉扫地。
《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
里奇拉克著
第六章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９１）谈及斯金纳时所说过的，那些最反对对人作目的论描述的心理学家极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定向上比他们的同僚更为科学一些。威廉 詹 姆斯曾经把这些心理学家称为讲究实际的人，以与脱离实际的心理学家相对照。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的全盛期大约从行为主义开始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１９２０年起至４０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里所作的扎实可靠的实验室研究大部分都是以低级动物为实验对象，然后以由此建立起来的解释老鼠、家鸽和猴子学习的理论为基础再外观地推广到人类。这一时期对人的研究调查主要集中在建立尺度和测试手段来探索人的态度、个性性格、智力水平等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除了所谓的投影测验（墨迹测验等等）以外，由实验心理学得来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建立在外观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８０）指出的，测试仪器只 是在一个测量面上从受试者的行为中“抽样”，然后对生活场面的另一个测量面作出预测。这样跟踪现实并不一定能不断加深我们对所预测的东西的理解。即使智力测验能准确地预见到学校课堂中的表现，但智力究竟“是”什么，这或许还是一个谜。事实上，那些建立经验测试的心理学家或者把人变成一个准电脑，或者把解释行为的细节留给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弟兄们。无论哪种情况，这样得出来的描述性解释都是纯机械论的。
为了对行为作一个目的论的描述，我们得开始透过发出行为的有机体的眼睛来作一番观察。我们需要一个第一人称的内省性解释。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只老鼠，那就显得无稽荒唐了，因为我们无法使这一有机体对事物的看法公开出来以供人考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低级动物就没有这种通过内省建立的关于经验的前提。可是，由于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们“控制和预测”被他们构想为“在那里”受到操纵的一系列事件的行为，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合成化合物或分解原子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他们的自变量操纵就如在现实的海洋中航行的轮船的舵柄一样，而在经验上证明他们确实能操纵他们所相信的行为时，他们已完全掌握了这些操纵是“如何”发生（有哪些原因？）的选择性解释了。有机体被他们证明是一系列变化着的因变量，别无其他。与此相对立的理论只是正在走向死亡的生机论的苟延残？。正如斯金纳在５０年代中期所说的，“当我们对有机体取得实际控制时，行为的理论就失去意义了”。此时，他已经把马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见第五章，ｐ．８５）。
可是，尽管斯金纳表达了这种机械论的观点，研究实验室里还是不断地发生着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全然不同的信息，显示了科学地建立人类目的论的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对人的研究一直在急剧增长。在此以前，社会心理学家与工业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人，但是，他们的成员不多，从来未能足以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实验室”心理学家们的身上移开。这些心理学家常被称为老鼠心理学家、刺激反应心理学家或被直称为认知心理学家。战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这无疑得益于社会对建立一门与人类问题联系更紧密的心理学的要求。此外，随着把人放在实验仪器中的专门心理学研究开始增多，传统的动物实验的重要性降低了。
对以人作为实验对象的新强调促使多种问题在以前从未有过的实验条件下取得进展。到６０年代初期，一系列发现开始出现。这些发现暗示，在 人研究人 时，实验的舵柄上有 两 双手。在第六章里，我们不可能指望把心理学研究中这一极其重要的进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可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几个重要的片段，以向读者揭示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其周围耍尽花招的东西，因为它预示着他们的机械论大厦有坍塌的危险。
公众没听说过这些进展情况，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有关心理学方法的技术问题。这是正式的见解，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经验心理学家都看不到这种对经验中发现的解释最终会给机械论的人的形象造成有害的影响。目的论者觉察到个人自由问题被这些老掉牙的花招掩盖了。在本章下文中，我们将 考察三个研究课题，用以表明尽管目的因被套上各种相反的（方法的和理论的）控制，但一旦我们认识了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就继续贯穿于各种心理实验的发现之中。
需求特性与实验者偏见
心理学家们从来都知道受试人对实验设计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习惯上对这种“受试人的偏见”所取的态度是尽力消除或至少减少它对“真正的”或“较为重要的”发现的影响。这样，这些发现就被假定是在排除了这类影响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这种受试人怀有偏见的倾向以及针对这种倾向采取的反措施后来成了６０年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马丁 。Ｔ。奥恩是第一批表明人们在扮演他所称的“优秀受试人”这一社会心理学角色时所能达到的限度的人之一。奥恩的研究助手们请受试人完成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如在纸上把两排数字中相邻的数字相加，在每张纸上需要相加２２４次。在受试人的面前砰然放下一迭厚达２０００张的纸，然后他就按要求开始运算。没有人告诉他这样运算要多长时间。
奥恩的目的是要找到一种受试人愿意参与的实验工作，但又由于其枯燥乏味而可能最终撒手不干。他希望研究一些接受催眠术后干这一工作的人，以观察他们持续的时间是否超过没有受过催眠术的人所能持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奥恩发现，未受催眠术的志愿受试人一直坚持把这项工作干了 ５个半小时，以致使 实验者 而不是受试人最后甩手不干了！甚至在因要求受试人 一而再地 先把一列列数字相加，写在卡片上然后要求他们把刚写好的卡片撕毁，他们还是按照实验的要求继续干下去。当实验者后来问受试人为什么坚持干这种荒唐可笑的工作时，他们都一成不变地赋予“他们的工作相当的意义，把它看作是一种耐力测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奥恩认为，当人们扮演“优秀受试人”的角色时，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都可以肯定研究能毫无障碍地进行，并因此而取得实验设计中所预期的发现。受试人常常还表达出害怕没有做好实验的想法。由此看来，知道他们“甚至在〔实验〕不具目的和意义时也会赋予它目的和意义”可能就不令人觉得惊奇了。受试人这种“为了科学的缘故”而干工作的倾向的有力证据，可以在斯坦利 米 尔格拉姆关于服从权威的研究实验中找到。米尔格拉姆发现大多数受试人都允许实验者作为科学权威来确定他们行动的道德性，所以他们让自己成了给别人施加痛苦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正在给别人旋以电击（但实际上并没有）。
人们不难看到目的论者会对这样的实验程序和结果作何解释。目的、角色、允许权威来确定一个人的意义等这类说法会被构想为目的因的决定作用。目的论者还会把重点放在被受试人构想为自己对面临的情境的断言上，而不是放在以动力因的方式诱发出他的反应的、假定的环境线索上。但奥恩后来却没有这样来构想他的经验发现，尽管他赞同受试人在实验背景中并不被动的观点。在探索对他的受试人贴上一 种标签时，奥恩认为：“……把实验假设传达给受试人的线索（即环境刺激）的总体成了受试人行为（即反应）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把这类线索的总和称为‘实验情境的需求特性’。”
这并没有说明这些线索是如何在人的心理中起作用的。如果它们出现在情境中而不是在人对情境的断言中，那么它们就可以按动力因的方法被想象为洛克式的输入了。这正是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对需求特性的看法。奥恩甚至把这些情境决定因素看作变量，反映了那种盛行于心理学界的、把理论与方法混为一谈的观点（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