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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毫米。
天津市从1959~1977年沉降面积已达到7 300平方公里，其中塘沽地区最大累计沉降为1。78米。1959~1971年间均沉降量为54。5毫米；1971~1976年间增加到163毫米；1995年平均沉降量为14毫米。因减少地下水开采，市区地面沉降已基本控制。
常州市1983年测量沉降面积已达2 000平方公里，已超过市区面积，最大沉降量为512毫米，平均年沉降量为59。63毫米。
宁波市地面沉降面积约94。7平方公里，沉降中心区累计沉降量已超过380毫米，沉降速度每年为25~30毫米。1987年采取减少地下水开采量、人工回灌等措施，地面沉降明显降低，并得到基本控制，中心沉降速率减少到5~8毫米。但1993年至1995年又明显增大，1993年中心区沉降量为15。1毫米，1995年为23。2毫米。
城市沉降成因，除了绝大多数由地下水的超量开采所致，有些地区还有其他情况，如地壳运动（西安）、石油开采（大庆、任丘、塘沽）等。从规模（面积）和程度（沉降中心的最大累积降深）来看，以天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沧州、西安、阜阳、太原等市最为严重（最大累积沉降量均在1米以上），其中天津在沉降面积、最大累积降深和年沉降速率几方面都最为严重。在发展趋势上，以天津（最大沉降速率为80毫米／年）、安徽阜阳（年沉降速率60—110毫米／年）、山西太原（沉降速率为114毫米／年）等地最为严峻。河北平原、天津、安阳、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均有区域性整体下沉的特点，这几个地段面积小者达数百平方公里（苏、锡、常），大者达数千（安阳以东地区）至1万平方公里以上（天津、河北平原）。
由于地面沉降发展缓慢，短时期不易察觉，因而影响范围之广，治理难度之大，远超过城市其他灾害，所以地面沉降被称为“温柔杀手”，具有“滴水穿石”的破坏效力。
论及地面沉降造成的最大危害，且以天津为例。最大的危害就是损失了天津的地面高程，并由此而引起一系列危害：
一是降低了城市防御风暴潮的能力。渤海湾地区是风暴潮多发区和重灾区，而天津市则首当其冲。历史资料表明，近100多年平均每4。7年就有1次风暴潮袭击天津海岸。由于地面沉降加快，防潮堤标高损失，风暴潮灾害的频率增加，平均每3。6年就发生1次，而且重灾不断。1985年8月2日和19日，天津沿海遭受两次风暴潮的侵袭，新港码头全部上水，仓库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1。3亿元。1992年9月1日特大风暴潮再次袭击天津沿海地区，直接经济损失3，99亿元。具体讲，天津近40年来，下沉了一个“穆铁柱”的高度。位于天津市西郊的天津测绘研究院内，矗立着一座监测天津地面沉降的第二座基岩标——李七庄基岩标，这座1988年建成的基岩标直观地反映着天津地面沉降的一举一动，令人视之堪忧。
二是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大量城市基础设施损毁或失效、房屋变形开裂、管道折裂、排污不畅都是典型的地面沉降灾害现象。由于地面标高的不断降低，在旧城区改造时需要增加回填土方量，以达一定的标高。如天津市王串场危改平房面积26万平方米，为达到标高设计要求，需填土加高0。7~1。2米，按平均加高1。0米计算，需填土26万立方米，每立方米土按10元计，仅填土一项就增加投资260万元。其他如房屋基础下沉，边道和马路逐年加高造成使用不便，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屋出现三级跳坑（房屋地面比院子低，院子标高比胡同低，胡同标高比马路低）。市政排水困难，多处形成雨后大面积积水。
三是降低了海河泄洪能力。海河是天津市重要防洪、排泄、蓄水、航运、旅游等综合利用的河道。海河在市区位于沉降中心地段，堤岸沉降达1。0~2。0米，塘沽段河滨公园附近沉降2。8米，再加上海河大闸多年来下沉1。3米多，河道和河口淤积，使海河的泄洪能力由原来的1 200立方米／秒，减少为250立方米／秒，现在的泄洪能力仅为原来的1／4。如果遇上特大洪水灾害，市区将一片汪洋。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保证汛期海河两岸堤岸功能，已准备清理河道，规划提高海河的泄洪能力。
我们认为，当前在人为地质灾害上存在的问题有：
（1）地质灾害全局性研究及规划管理薄弱；
（2）地质减灾高效而可靠的综合评价、预测、治理的科技和工程体系尚未形成；
（3）地质灾害减灾工作中高新技术的引入还不够；
（4）尤其缺乏地质灾害及减灾的法规体系。
因此，面对21世纪新的建设高峰，决策部门要未雨绸缪，明确减轻地质灾害、保护地质环境的归口部门；加强全国区域、国土建设地质灾害科学规律监测；注重加强对三峡库区迁建工作中地质灾害的系统化研究；强化三峡工程城市迁建—灾害防治—库岸防护相结合的移民工程总体观念。
城市地质灾害沿海城市，海水大举入侵
我国有沿海城市114个，拥有1。8万公里以上的大陆海岸线，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6500多个岛屿。随着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海上生产活动日益增多，海洋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海洋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海岸是海陆交界的特殊地带，海岸带承受着陆地与海洋双重的压力。沿海区域既是发展海洋经济的主战场，又是地质环境十分脆弱的地方。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经济活动和人口就越往沿海地区集中。全世界距海岸线100公里的沿海地区居住着全球60％以上的人口，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居住在沿海地区，我国12亿多人口中到沿海居住的已超过6亿人。有限的自然被无限的人群任意撕扯，沿海地区的地质环境只能是愈来愈糟糕，海洋地质灾害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在众多海洋地质灾害中，除去风暴潮、海浪、地震、海啸等是目前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其他许多则是由于人为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最为典型的是海水入侵和海岸侵蚀。
几乎所有濒临大海的城市，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咸腥的海水大举进犯地下淡水区域，造成地下水质恶化，甚至整个淡水区域因海水入侵而报废。地质学家将其称做海水入侵。海水入侵如同一个国家遭受外国人侵略一样，若不奋起反抗，便会受苦受难，甚至亡国。
地面上的大连城装扮得像一位美丽的少女。游客喜气洋洋，居民安居乐业。当每一位游客在赞叹大连清洁美丽的时候，当本土居民在为自己身为大连倍感自豪的时候，大连城市下面海水正疯狂地吞噬着地下淡水资源，正在偷换“美丽少女”的血液。
在大连南关岭地区，海水入侵面积27。2平方公里，为该地区陆地面积的一半；在金州及大连开发区，海水入侵面积60平方公里，黄海和渤海在金州人的脚下已经实现了亘古未有的汇流对接；在大连城区，海水入侵面积24。5平方公里，海水的“咸手”已经托起大连城的四分之一。目前，大连市海水入侵面积已达220平方公里，海水入侵面积已占了大连市的八分之一，最大海水入侵纵深已达8公里。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大连市的地下淡水将全部被海水占领。
水文地质资料表明，60年代中期以前，大连市的地下水与海水处于平衡状态，两种水相互依托，互不侵犯。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淡水资源极为匮乏，年人均淡水资源不足8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资源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解放前，这里依靠几个小型水库供水。解放后，大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激增，地上水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后，人们将目光对准了地下水。很凑巧，大连的地下水水质极好，喝起来甘甜可口，人们便肆意开采，打井取水过度致使地下水开采全线失控。据老水文地质专家回忆，60年代，大连地面的井打到50多米即可出水，到了70年代，井要打到80~100米才能见水，现在，许多地方的水井打不到百米以下绝见不到水。40年工夫，大连市的地下水水位下降了50多米。
从水文地质学角度讲，沿海地区地下有一条稳定的咸水与淡水的界限，形成一道“压力平衡区”，两者互不往来。水文地质专家称之为天然动态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必须在地下淡水不减少的前提下才能维持。如果地下淡水大量减少，必然引起地下淡水水位下降，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水位较高、水量充沛的海水就会乘虚而入。大连的海水入侵正是由于多年对地下淡水过量开采所致。资料显示，从1982年至2000年，十几年中，大连地下水储量由原来的6亿立方米骤然下降至2。4亿立方米，这期间，地下淡水的补给能力锐减五分之三。如此大的空缺，只能任由海水补充了。
海水入侵给大连的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水文地质专家说，我国饮用水标准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50毫升／克，而许多当地人的饮用水中氯离子含量高达1000毫升／克，整整超标4倍。
大连城郊外有个稻香村。顾名思义，这里以盛产优质水稻而得其名。昔日，每年一到夏季，成百上千亩的水稻绿油油地煞是好看，如今，这种景象只能变成一种回忆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稻香村是一块块干涸龟裂的盐碱地，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旅顺郊外的三涧堡过分追求种植面积，人口增长过快，为满足用水的需要拼命打井，造成海水入侵。三涧堡曾是过去大连市有名的菜篮子，现在只能种植耐盐碱的韭菜了。
海水入侵如今已成为大连市最大的隐患。且看下面这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