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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地接受这种抽签的结果并严格遵守？真的十分怀疑。因为灾难的来临永远是那么突然，就像飞机在天空中蓦地撞上飞鸟，就像汽车在小雨里身不由己地冲向护栏……很多时候灾难根本不在我们的预测之内，却又是那么真实迅速地发生了，而那时的人们几乎无法用理性来思考问题。
也许面对突发的灾难，《潮啸如枪》中的场景才是真实可信的：严厉而睿智的部落长否定了以抽签方式发放应急所用的“营养面罩”的意见，而是发到谁就是谁；幸运的人们亲眼看到另一群同类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着死去；一个好心助人的小姑娘的“营养面罩”被大人们争相抢夺，却无人愿意再归还给她……面对这些，部落长的话语冷静而透彻：“我们的世界从来都是靠团结和互助渡过难关的，但每次也都因此踩熄了文明的火种。”所幸这次，正是由于有了部落长的果断和冷酷，才在洪水之后让更多的人生存了下来，文明也才得以延续。
其实，当我们为那些被洪水淹没的高台上的人群悲伤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自欺中悲天悯人——就像很多人热衷于追究悲剧的原因只是因为悲剧没有降临自己身上一样，远观的位置令我们能够深深地体味幸运，感悟现实生活的美好。但是，一旦这样的悲剧真的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去考虑其他人的生存与毁灭吗？也许，不去抢夺他人的“营养面罩”、不把他人推向洪水已是我们勉强能够保存的文明特征了——事实也许比这更坏。
面对灾难的态度人类从来就是不一样的。有道是：泳者易溺；康者易疾。这是因为泳者、康者自我意识中的优越感起作用，从而失去了警惕性的缘故。同理，居安而易忘危。
人们常常会这样：最不该忘记的却最容易忘记。无论是一个天天向上的人，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最容易忘记“居安思危”；因而养成麻痹大意、松懈懒惰，甚至是报喜不报忧等种种心理惰性。“敌存灭祸，敌去招过。”于是，在突发的危难面前，就会或不以为然或惊慌失措，都无以从容而有序地应对，其结果常常带来个人与国家无法估量的命运悲剧。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理想，还仅仅停留在令人向往的理论上。此外，当今科技的进步还不足以完全认识与把握大自然，所以天与人自己都还是制造灾难者，随时随地发生灾难不可避免。2003年春夏陌生的“非典”偷袭人类就是再一个明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003年全国“抗非”取得“送瘟神”的全面胜利。然而，重要的是“送瘟神”之后，我们要铭记“居安思危”，并把它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去。理智地总结教训是把付出巨大代价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关键所在。宋人杨万里有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皆如此，如果以为战胜一次艰险，就可以尽享一马平川的顺畅，而料想不到你是刚刚进入万山圈里，不知前面还有多少高山要爬，那仍然是没有从坏事中引出好结果来。
对此，我们还要向成立于1802年的国外老字号企业杜邦学些危机应对理念。终日与危险化学品打交道有200年历史的杜邦，走到今日靠什么？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查布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1）“别人从事故和问题中看到的可能是对企业声誉、领导形象的影响，而我们从中则看到了机会。事故给了我们完善的机会。”我们一些企业的领导在面对事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于是灾害发生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面对问题的勇气，也无承担责任的诚意，更缺少改正不足的决心，最多只是象征性地做些指示和表态，搞些虚张声势的检查和整改，可这种所谓的大动作除了能起到转移视线、掩人耳目的作用之外，从长远来看对工作的改进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一阵闹腾过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隐患还是那个隐患。
（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取决于态度和决心，在杜邦，我们有一个信念，所有的事故都可以避免。”如果灾难发生后没有一个正确、坚定的态度，不潜下心来分析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查找漏洞和不足，不下定决心清除隐患，那么旧火刚走，新火就会再次光顾。火灾事故频发的单位不是没有先例。当然，这种态度绝不是领导的一时兴起，摸摸脑袋、拍拍桌子决定的事今天定了明天就有可能走样。要想实现由事故到机会的转变，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的安全管理机制并严加落实。
（3）在杜邦公司的安全指标体系当中，员工手指破了都将被记录在案。他们认为，如果能减少手指被割破这样的事故，就能避免其他所有的安全事故。我们有些单位虽然墙上也挂着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但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为数并不多。甚至有些制度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制度又怎能起到它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没有思想上的重视，没有制度上的制约，灾害就会不期而至。没有整改隐患的决心，没有制度上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会白白付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杜邦老总的肺腑之言，能够帮助我们去掉愚蠢的侥幸心理与麻痹做法，从反思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及力量。
城市减灾忠告国家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两把钥匙（1）
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当前我国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纷纷建言：必须尽快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各级城市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将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至最低。但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北京已经潜伏着瘟疫灾害。从2002年11月发生并在2003年4月得到发展的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令中国领导人关注，温家宝总理在4月14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尽快建设并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及法规建设。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由一场罕见疫情灾害而免去高级别官员的职，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典”击倒了两位官员，但给所有官员们敲响了警钟，“当官要为民作主”绝不可再做官样“文章”，讲空话。在新一代领导的务实风格下，执政懈怠，尽职不力，或者说玩忽职守者，都是不能容忍的。作为城市安全防灾科技工作者，我更以为国家应抓住此时机，建立面对所有公共突发事件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机制及立法体系。再不如此，我们将无法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及新态势。具体讲，SARS，考验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SARS，考验了一个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SARS，更考验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健全性。
第一把钥匙：国家亟待建立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在2004年3月闭幕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目前社会需要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一些政协委员还就此提交提案，一些相关部委还在会议期间，就加强城市灾害应急处理能力问题举行了提案办理会。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处理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国家、社会财产在突发事件中所受损失的重要社会制度。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譬如，据媒体的报道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社会各方面的应急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在当时看来还不很确定的突发事件处理上，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公民，都表现出很高的危急应急处理能力。应该说，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突发事件危急处理系统，它由社会危急预警系统、社会灾难应急系统、社会危急信息疏导系统等于系统构成，需要预先制定出完备的应急方案，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特别是危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传递和反应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它既能发挥“灭火器”的作用，也能发挥“动员令”的作用。社会危急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含天灾，也包含人祸。建立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既可以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也可以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平息突发的社会灾害。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据民政部统计，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直接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因灾死亡数千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灾害损失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发生一些人为的突发事件是难免的。如果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就将加大应急成本，更可能扩大社会危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此同时，尽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也建立有一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但适用范围较小、应急能力较低，不能完全有效及时地处理突发的社会灾难。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某些地方领导社会危急处理意识不强和处理能力欠缺，加之个别的“下意识”的“隐瞒习惯”，极易引发更大的社会灾难。如果这样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社会危急事件的不确定性，要求所有的应急处理系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这就要求建立完备的、系统的、有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处理机制。而且还要建立起分层次的、差别化的、全国统一的整体网络，做到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当今社会，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健全与否关系极大。作为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