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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别说路远和路小英两兄妹饿，难道他们大人就不饿吗？
他们更饿！
只不过知道家里没有，再饿都不敢说出来，只能干熬着，所以才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满脸的菜色。
而听说有面吃，别说刘彩娟吞了吞口水，一下子来了精神，老爸路一民连焊烟都顾不上抽了，钻进厨房来，看着路远和路小英烧水下面。
刘彩娟还赶紧把碗找出来洗过，每个碗里多少放了一点点油，那是过年杀猪的时候练的猪油，然后放了点盐，最后还嘟囔了一句：
“可惜家里已经没酱油了，吃面要有酱油才好吃。”
老妈说到酱油，路远赶紧拍了拍搁在灶台上的面条说：“妈，你来下面，我去打酱油，到公路边来回十来分钟，来得及。”
因为他们村外公路边就有一个小卖部，是供销社一个家属在那里开的，只不过到公路边有差不多一两公里路。
跑得快，来回差不多20分钟，路远说十分钟，其实是骗家里人的，走出门他就可以从自己的仓库里拿出酱油来。
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而已。
“哥，你就快去吧，面条我来下都行。”
听说打酱油，路小英更有劲，站起来催促道。
刘彩娟却有些迟疑的说：“你身上有钱吗，我口袋里只有几毛钱，过两天还要上街打煤油，昨天发了一斤煤油票。”
“放心吧，我身上还有点儿。”路远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刘彩娟却狐疑的望了一眼，有些不满儿子竟然藏私房钱，只不过没说出来。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有多苦。
而苦就苦在，没钱是一回事，很多东西有钱还买不到，凭计划，需要票才行。
煤油要煤油票，菜油要菜油票，街上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米买面要粮票。
一斤粮票，只有70％是细粮，30％是粗粮。
作为农村人，没有粮票可发，也没有肉票，只有过年的时候杀不起猪的家庭，才每人可以领到一斤肉票，油票没有。
别的地方不知道，作者家乡布票每人每年是一丈二尺布，当年的那种咔叽布，花格子包括灯芯绒都是窄幅，大人要五尺布才能做一件衣服。
一丈二尺布票，只能做一套衣服，最多再来一条短裤。
而很多家庭就连一丈二尺布的布票都没钱买回去做衣服穿，而是拿去卖。
布票可以卖钱的，记得差不多两毛钱一尺布票，一个人一丈二尺布的布票，可以卖到两块多钱。
现在两块多钱吃两个棒棒糖，当年两块多钱能买很多东西。
火柴两分钱一小箱，盐1毛5一斤，煤油好像3毛8，食品经营站的计划肉是8毛8，后来卖9毛9，但一般人没有肉票买不到，也没钱买。
就是生产队和自己家里人杀猪过年，一头猪需要一张毛猪票。
毛猪票要卖毛猪到食品经营站才领得到，一头猪一张毛猪票。
一张毛猪票差不多能买到一头猪的钱，所以当年很多家庭都杀不起猪，最起码杀不起一个全的。
大多数的家庭只能吃半边。
把猪拉到食品经营站专门准备的杀猪点，猪杀掉以后，自己吃半边，卖掉半边跟国家。
这样的好处除了不要毛猪票，然后可以领到25斤两的粮票，另外肉好像是七毛多还是八毛多一斤，具体多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当年作者也太小。
当年的粮票到粮站买米好像是1毛3毛几，很便宜，但是只有乡镇户口的居民，还有正式国家户口的工作人员才领得到这样的粮票。
农民门儿都没有，每年还要交粮。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生产队杀私猪，因为要毛猪票没有，所以只能偷着杀。
一般到天黑以后专门安排人杀猪，夜半的时候才分肉，每户家只能去一个人，不能大声的说话，也不能停留太久，分了肉就走。
这就是当年的生活写照。
而生产队杀猪，对小孩子来说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分猪血旺。
队上专门负责的人把猪血旺弄成半生不熟的，装了一大盆，每户派去一个小孩儿拿着一只碗，全部把碗摆在一起，加起来几十个碗。
四周围满了小孩儿，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全部瞪大眼睛望着盆里的猪血旺。
看着分血旺的人把血旺一一分到每个碗里，如果发现自家碗里的血旺少那么一点，就会大声的嚷嚷起来：
“叔叔，你看我们家碗里那么少，加一点，加一点。。。”
分血旺的人用眼睛瞄了瞄，如果发现确实少了，就搞姆指那么大一点放进去。
如果差不多，理都不理你。
等分完后，所有小孩儿兴高采烈的端着自家的碗往回跑。
半路上忍不住要偷吃一点儿，但不敢吃的太多，如果回家大人发现没了，准挨揍。
当年的小孩儿可不比现在，除了少数父母脾气特别好的人家，大多数小孩儿挨揍简直是家常便饭。
别说在家里，在学校调皮被老师揍，也并不稀奇呀。
扯远了，话说路远走出家门，在外面坐了有几分钟，从仓库里面拿出一瓶酱油，扭开瓶盖儿，把酱油倒进自己从家里面拿出来的酱油瓶，又把空的酱油瓶扔进自己的仓库，晃晃悠悠的拿着酱油回家吃面去了。
嘴里还哼着当年很流行的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第6章上任
话说路远拿着酱油，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回家吃面，一夜无话。
而第二天就是他上任队长的日子了。
为此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了半宿，觉得既然要干，就应该干出点儿成绩，别辜负大家对自己的期望。
同时不要拉下自己的复习，当队长和考大学两不误。
现在是春天，正是农忙，西南地区清明时节正是种黄豆的时候，田里的小麦颗粒还不饱满，刚刚抽花不久，收割要等到立夏左右，看天气。
一般天气好，小麦立夏前可以收割，天气不太好就要等立夏后。
而目前来说，除了种黄豆，就是准备田里插秧。
其实早的已经开始在插了，当年水田里种的是双季稻，早稻收割以后还要种晚稻，所以春秋两季都特别的忙。
而生产队以前的安排是，插秧的是专门插秧的，犁田耙田的是专门犁田耙田的。
年纪比较大的老爷们儿跟着妇女一起干旱地，十六岁以下的少年不分男女，差不多都是割牛草，很少有自愿去生产队学干农活的。
因为到队上干农活才四五个工分一天，而割牛草一般是上半年15个工分100斤，下半年20个工分100斤。
随便背着背篼，拿着镰刀出去，割个三四十斤草，也比到队上出工划算，而且自由自在，好玩的多。
而队上出工人数有限，加上吃大锅饭，磨洋工，农活总是赶不上季节，特别是水田里的活儿。
所以路远就决定先从这一块入手，增加水田里干活的人手，把早稻秧苗尽快的插下去。
路远非常清楚，大家之所以挨饿，主要是粮食收的太少，单产太低。
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稻子栽的太晚，肥料又不充足，结果长势很差，好一点的不说，差一点的完全稀稀拉拉的，站在田埂上还能看见稻田里的水，最后根本没有收到两多少粮食，一亩地五百斤都是问题。
晚稻就更不用说了，有300斤一亩都是好收成，所以包产到户以前，田地还是那么多，结果家家挨饿。
包产到户后，田地并没有增加，却多打了很多粮食，道理是秃顶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制度不同，收获也就不同。
为了跟生产队干部们有一个好的协调，让大家支持自己。
早上一开工，路远除了安排社员同志昨天干啥的继续干啥，然后就是通知生产队干部集体开会。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队长，但好歹管着差不多两百人穿衣吃饭，其实担子并不轻。
所以他要让自己这把火烧起来，烧的越旺越好。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别看当年的生产队是最低一级单位，队委会上的干部并不少。
首先，第一是队长，然后妇女队长，副队长一般是两个，一个主抓副业，一个主抓农业，再有会计，财经保管，平下中农协会主任，简称贫协，民兵排长，还有计分员，出纳，社员代表等。
加起来十多个人。
一般来说，队委会最喜欢晚上开会，因为对公来说，白天不影响生产，对自己来说，晚上开会又多了半天工分。
反正没事磕牙，开来开去也没开出什么名堂，依然挨饿。
主劳力十个工分一天，主要妇女七个工分一天，老弱病残，或者干活偷奸耍滑的，工分会更低一些。
这回路远反其道而行，通知白天开会，遭到了队委会的一致反对。
妇女队长李婶儿首先就跳出来说：“队长，你是太年轻，还是刚上任，没经验？除了紧急情况，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队委会什么时候开会是白天？都是晚上好不好？
白天要抓生产，难道这点你都不懂吗？”
李婶儿说完，副队长老田也发话了：“对头，路远啦，你刚刚上任，不太懂，大家也能理解，今天就算了，大家开个碰头会，少说两句，有什么事情晚上开会再说，你看怎么样。”
“我知道你们担心影响生产，其实我开会就是说几句，不会耽搁的太久。”
路远也不跟大家计较，也不安排大家到屋里坐，让大家站在生产队的操场边就开始开会。
他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布自己的新政。
第一14岁以上的男孩女孩儿，除了上学和在家织草席的以外，必须到生产队干活儿。
第二把原来定为五分的工分，改为男的七分女得六分，以后最低工分就�